1935年1月3日，国联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
    埃塞俄比亚向国联控诉意大利的侵略行为，要求国联进行干预。国联实行“不干涉政策”，建议双方达成仲裁协议。

    1935年1月4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
    1月4日，雾茫茫，对岸还在响着稀疏的枪声。8个战士跳上竹排，约定竹排到达对岸时，鸣枪两声作为联络信号。抢渡的战斗开始了。竹排缓慢地离开了岸边。但是，汹涌的江水把竹排冲到了下游，8名战士也被漩涡吞没。第一支竹排渡江失败了，风还在刮，雨还在下。杨团长和黎政委痛悼牺牲的战士，随后坚定地说：“一定要渡过去!”十几个战士又跳上了竹排，第二次试渡开始了。孙继先营长激动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同志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一个人，也要渡过去。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战士们一个个大声回答道：“我们要过去，一定能过去!”总结上次失败的教训，这次试渡选择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天色墨黑墨黑，起先还能听到竹片打在水面上的“噼噼啪啪”的响声，渐渐地，连水声也听不清了。经过几十分钟的奋斗。“乓!乓!”两声枪响就是渡江成功的信号，天险乌江终于突破了!第二天上午11点钟，红军先遣团全体指战员胜利地渡过了乌江。

    1935年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占领遵义城。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占领区，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占领遵义后，红军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1935年1月8日，摇滚乐巨星“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出生。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于1935年生于密西西比州一个贫寒的家庭，后来举家迁往孟菲斯。他从小喜欢音乐，十八岁那年，作为卡车司机的他一头冲进一家名为“太阳”的录音室，准备花4美元录一首歌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他的歌声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从此一切都改变了。一年后在菲利普斯的安排下，普雷斯利录了两首歌，在电台播放，听众反映强烈。歌曲《伤心旅馆》于1956年4月成为美国榜首歌曲，同年好莱坞开始向他招手，要他参演唱歌。1958年普雷斯利暂别歌坛，应征入伍。1960年“猫王”复员回国重返歌坛，一首名为《现在成永不》的歌使他的歌唱事业达到顶峰，从1960年－1962年，他又在英国排行榜上大显神威。1967年，他以唱片专辑《金色赞美诗》荣获“格莱美”大奖，同年与普丽希拉·包疏结婚，1977年8月16日，一代“猫王”普雷斯利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去逝，年仅42岁。

    1935年1月13日，方志敏被俘。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与刘畴西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兵不相信，堂堂共产党领导，竟如此穷酸。正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章。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被五花大绑、英勇就义，当时才36周岁。
    1935年8月6日于南昌就义。遗骨现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

    1935年1月13日，萨尔公民投票赞成重新并入德国。
    1月13日萨尔地区的公民投票结果表明，萨尔区528，005名具有表决权的公民参加投票，结果90．8％的人愿意归属德国。法国和国际联盟都认为表决的合法性是无庸置疑的，国联决定萨尔区与德意志帝国从3月1日起正式合并。 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卡尔·塞福林认为帝国的政治现况是使萨尔区归属德国的基本诱因。
    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的家中用特有的救世主的口吻发表言论，声称“血的声音说出了有力的话”。欢迎“持续了15年的错误”结束。然而，大约有2600人在投票宣布后逃到了法国，其中1913人是萨尔区居民，440名是外国人，85名是法国人。3月1日，萨尔和德国重新合并。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遵义，自古就是黔北重镇。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解放了这座城市。1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就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能从“左”倾路线分离出来，对会议纠正错误的军事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着重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并用反对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据理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与会同志绝大多数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一渡赤水，进入川南。2月中旬，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人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3月中，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四川。随后，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作攻贵阳，乘云南的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又向西北方向急进。
    5月初巧渡金沙江，终于完全跳出了敌军数十万人围堵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著名战役。战役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开始，到5月上旬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1935年2月1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发布严禁排日命令。
    2月1日，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略谓：“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14日，蒋介石在庐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称：“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
    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声称：“中日两国所发生纠纷，可用诚意来解决。广田外相的演说，与我们素来主张，大致吻合。”蒋介石随后致电汪精卫说：“兄在中政会报告对日关系书，灼见宏猷，至深钦佩，与弟在京时对中央社记者所谈各节，实属同一见解。中央同人既有所决定，弟能力所及，自当本此方针，共策进行。”
    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

    1935年2月2日，《义勇军进行曲》诞生。
    1935年2月，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田汉同志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还没有完成，就突然被敌人逮捕了。
    田汉身在监狱，眼望牢房的铁窗，日寇铁蹄践踏我国土的惨象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搏斗的情景，不时在他脑中闪过，怒火在他心里燃烧。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那火一般的诗句，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奔腾起来，可是，往哪写呢？手上？衣服上？都不行，写下来也无法传递出去，无法交给党组织。
    正当他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在牢房的一个墙角捡到一个香烟盒。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被写在那张巴掌大的烟拿纸上，又经过一双双忠实可靠的手传到党组织负责人夏衍同志那里。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他很快找到接替田汉工作的夏衍，激动地说：“听说田汉先生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谱曲好吗？”没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定地说：“请交给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满意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聂耳细读着歌词，胸中怒潮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他心底产生，一串串音符从他的笔端流泻到纸上。《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创作出来了。

    1935年2月10日，考古学家发现已知最古老的城市。
    2月10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宣布考古学家们在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挖掘德彼高拉大土丘时发现了已知的最古老城市的遗址。这个遗址距今约5700年。这座城市是在巴格达和波斯湾之间的第11个发现物。这次对从巴格达到波斯湾地段所进行的系统勘察是由查尔斯·贝奇领导的。
    考古学家们挖出来的部分，包括一座庙宇的墙和个人居处、家用陶器、刀和磨石，还有妇女化妆品的容器、锭子、用织布机织的衣服以及其它一些器皿。同时还发现一些有木制棺材的坟墓，里面还有尸体，随葬的珍贵物品都原封未动。
    这座新发现的城市可追溯到公元前3750年，至少要比已知最早的迦勒底文化还古老。考古学家们说他们希望发现甚至更古老的遗址。他们在继续挖掘土丘。最后一批人曾在公元前1500年居住在这里。

    1935年2月13日，三年南方游击战。
    三万兵马化整为零，分成九路，冲破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山地游击战争。斗争是艰难而残酷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围剿，他们想尽种种办法，要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最危急的时候，陈毅写下了豪情万丈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依靠了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依靠了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持，依靠了党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正确策略，南方的游击区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坚持下来。全面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区的红军游击队1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征尘未洗的将士们，又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星星之火，迅速发展为燎原之势。

    1935年2月15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其中包括一部分接受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支部队人数最多时曾达55000多人。统一编成第一至七军，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夏云杰、李学福分别任军长。

    1935年2月16日，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川、黔、滇三省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
    2月24日，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二渡赤水东进的中央红军，趁贵州国民党军空虚之际，主动发起遵义战役。中央红军击溃黔军一个团，重占桐梓，揭开遵义战役序幕。
    26日，红军攻克天险娄山关。28日，再次攻占遵义城，歼灭黔军2个师。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中央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两路迎击，在老鸦山、忠庄铺一线重创吴奇伟纵队，结束遵义战役。此战役历时6天，歼敌20个团，俘敌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5年3月1日，日本疯狂掠我资源。
    1935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食盐，在多伦设盐务署，赤峰设分署，并规定今后向东蒙运盐，必须经多伦和赤峰，强迫征税。内蒙盐商大起恐慌，蒙民坚决反对。
    13日，为了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日本外务省议定《中日经济提携政策大纲》，提出由民间组织中国实业视察团派往中国，鼓励中国大量出产棉花以销往日本：在贸易上采取以货易货。
    16日，日本煤炭公司垄断热河孙家湾煤矿，以实现其统治整个东北煤业的野心。与此同时，大肆掠夺黑龙江黑河一带各金矿。19日。又在河北和热河交界的兴隆县组织采金株式会社，采用机器开采金矿办法，攫取大小倒流水等7处金矿。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牺牲。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会昌仁风地区突围战斗中被捕。20日，军法处长问他：“你还有什么后事？”刘答：“有！第一，写家书一封叫我的子孙后代革命到底！

    1935年3月，中共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立。
    3月10日，鉴于红军长征途中，敌我双方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月底，在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后，正确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3月24日，梅兰芳在苏联演出大获成功。
    1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苏联轮船赴海参崴，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去莫斯科。为了迎接梅兰芳，苏联专门成立了一个包括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泰伊洛夫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及剧作家特莱杰亚考夫等著名文艺界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
    梅兰芳原定在莫斯科表演五场，列宁格勒三场，后因购票观众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改为在莫斯科演六场，在列宁格勒演八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大部分苏共政治局委员和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到场观看。
    整个演出期间，每场演毕，观众都叫帘多次。最后一场谢幕达18次之多。许多观众聚集在剧院门口以期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马路上的儿童，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都会叫一声“梅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