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爆发

    1900年6月13日 (农历五月十七)，义和团运动爆发。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义和拳信神练功，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它的活动一直受清政府的查禁和镇压。1898年以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集中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运动揭开序幕，迅速发展壮大，势如燎原烈火，很快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北部，震撼全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总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列强势力向中国扩张，宗教成了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随着传教士日益专横跋扈，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强烈。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沿海军港，并深入内地掠夺铁路、矿山权益，企图瓜分中国。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狂，他们收罗土豪劣绅、流氓恶棍入教，作为教民，霸占土地，欺压百姓。清朝官吏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庇护教士、教民，压制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

    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每坛25人，设有坛主。入坛的人都要焚香宣誓，并严格遵守“不扰民、不贪财”等戒条。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仇恨外国侵略势力带来的铁路、轮船、洋货、教堂，见到这些必毁之而后快。随着义和团反帝斗争声势日益壮大，帝国主义十分惊慌，不断催促清政府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还公然干涉清政府内政，责令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随后帝国主义又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义和团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奋起反抗，给了侵略者沉重打击。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英、俄、德、日、美、法等国于1901年9月7日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义和团运动后遭八国联军镇压，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义和团始终站在最前线，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历史点评：在义和团运动中，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野心，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延伸阅读：揭开义和团大师兄们“刀枪不入”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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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到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多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箓，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究，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泽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了不往里掺和，原来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接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际“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的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时，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鼬仙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如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都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抗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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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之结

    甲午败，维新起。戊戌维新本是体制内以制度改革达到振衰起弊、救亡图存的难得的机会，却因“帝”“后”两党权争，最后以维新被镇压，“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亡命海外告终。

    反对维新的慈禧虽然获胜，但比她年轻得多的光绪皇帝的存在，对她和支持她的守旧大臣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只有废之而后安。但由于列强明确反对废帝，最后，慈禧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利用义和团反对列强。最终，败于“八国联军”。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城破，慈禧携光绪等仓皇出逃，好不狼狈。面对灭顶之灾，慈禧不能不对自己基本的执政方针作重大调整。从1900年8月到1901年1月，朝廷发布了一系列上谕，完成了这种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道，这种方针调整及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上谕发布于8月20日，即向西逃亡的第五天，慈禧尚在途中、前途未卜便以光绪帝名义，下诏责人罪己。此谕首先对清王朝开基以来“列祖列宗”的“厚泽深仁”热烈颂扬，意在此时此刻仍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又赞扬慈禧太后，“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特别强调这是“薄海臣民所共见”，尽量减轻责任。对这次大劫难的起因，则归结为“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完全是义和团与传教士、教民的冲突引起，朝廷、慈禧并无责任。但又承认“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众所周知，自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即向全国宣布重新训政，“负罪实甚”者其实就是慈禧。不得不罪己，又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并要顾全自己的面子，是此诏第一层意思。

    紧接着，此谕又将责任、矛头指向诸位大臣：“祸乱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其实，就在决定是否向列强开战的御前会议上，坚决反对开战的几位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受到慈禧严斥，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朝廷处死。对不同者处以重罚甚至死刑，但酿成灾难后又把责任推向大臣，向大臣问责，这是专制社会中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本质体现。无数史实说明，在专制体制下，“臣工”若敢于直言，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lssdjt.com）

    更重要的是，此谕肯定了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官员策动的“东南互保”。当中央政府向列强宣战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不仅不支持中央、积极支持战争，反而与交战国达成彼此互不开战、保护彼此商业经济利益的协议，公然抗旨，与朝廷对立，确实少见。但此举是否“合法”?朝廷是否正式认何?仍不无疑虑。对此，此谕作了明确肯定：“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肯定“东南互保”，已潜藏“求和”之意了。因此，紧接此句的是：“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毌得歧视。”从(至少是默许、鼓励)打杀镇压教民到保护教民，也是重要的政策变化。

    两天后，上谕又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谄，朕虽薄德，自问当不至此。”最后表示希望“内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几集思广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

    虽然此谕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要臣工直言，但一来当时朝廷命运究竟如何还是未定之天，二来一贯独裁专断的慈禧能否容忍逆耳之言，人们不能没有疑虑，所以并未得到响应。但最后这句要“祛弊扶衰”，毕竟潜含承认体制有“弊”之意。

    9月7日，停留太原的朝廷在要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议和的上谕中将责任完全推给义和团并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傥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

    清廷政策从此前向只是“保护教民”的转变进一步急转为镇压义和团。不久前还称义和团为“义民”，此时则成必须剿杀的“肇祸之由”。理由何在，并未解释，慈禧急于求和，政策只能急转弯，顾不得更多了。

    从支持、利用义和团到抛弃、镇压义和团，意味深长。此事一方面说明，利用、支持民情，对政府来说如同玩火，非常危险。有政府支持，民众往往有恃无恐，行为会越来越激烈，政府很难控制其行为范围。最后，政府总要收拾局面。但民众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政府要收拾局面也非常困难，只能以镇压民众收场。政府威望，必然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此事也告诉民众，不要认为自己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越来越激烈，因为政府迟早要收场，往往会以民众当替罪羊的。（历史上的今天LiShiJinTian.com）

    1901年1月29日，正与列强议和期间，清廷宣布了著名的新政改革上谕。此谕一方面承认“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并以清王朝入关前后的变化，来为变法辩护。“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但同时，又认为“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慈禧终于承认要向外国学习：“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甚至认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因此：“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此谕的发布，标志着晚清“新政”的开始。究其实质，与康有为不到三年前发动的维新并无不同。或者说，慈禧镇压了维新，又不得不充当“维新遗嘱”的执行人。

    但是，慈禧并不愿意承认此点。所以此谕特别强调当时“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现在还逃亡海外，仍“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慈禧虽行“新政”，但要强分与当年维新不同、仍坚持三年前的戊戌政变、镇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对的，不容藉此翻案。（历史上的今天）

    行新政而不宽囿当年的维新派，历史之结迟迟未解，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梁启超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上而下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的领袖，当立宪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清廷不但未能“宽恕”其“罪”将其收归己用，反而一直通缉、捉拿。这样，他在与革命派辩论中居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他力论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暴力之害、而且清政府也可能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自己却未能被清政府赦免，一直是“待罪之身”，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使他的理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从1900年8月下旬到1901年1月底，在半年的时间内，清廷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时移势变，为时嫌晚，此时仅仅“新政”已经不够，“立宪”成为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总是被动的清政府又迟迟不立宪，只能最终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