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日本建交

    1972年9月29日 (农历八月廿二)，我国与日本建交。

    日本(Japan)，全称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国，太阳升起的地方”。位于东亚太平洋西部的岛国。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人口12443万(1992年10月)，主要为大和族，约有2万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神道和佛教盛行。首都东京。矿产资源贫乏，绝大部分靠进口。西方经济大国，工业高度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4107美元(1993)。主要农产品有水稻、小麦、大豆。畜牧业有奶牛、肉牛、猪、马、绵羊、家禽等。工业主要有钢铁、汽车制造、船舶、电力、数控机床、电器等部门。出口汽车、钢铁、船舶、化学工业品、机械工业产品、轻工业品、电器；进口以矿产资源、石油、原材料和粮食作物为主。大型港口有神户、横滨、名古屋、大阪等。

    公元645年通过大化革新，确立古代天皇制，开始向封建社会发展。公元12～19世纪处于封建社会，1871年明治天皇规定以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日(2月11日)作为日本纪元的开始，即建国日。国庆日为在位天皇明仁的诞辰(12月23日)。

    19世纪中叶美英等西方国家先后入侵，民族矛盾激化。1868年实现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外逐步侵略扩张。

    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0年并吞朝鲜。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

    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进驻日本。

    1947年日本由天皇制改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制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对外政策以日美关系为基础。重视亚洲外交，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及欧共体的合作，积极发展同中国、东盟、东欧的关系，努力改善日俄关系。

    1972年9月29日同中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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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任政府都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因此，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

    周恩来对改善中日关系不急不躁，立足于打持久战。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即通过不懈的民间往来促动日本官方立场的变化。但周恩来也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的问题，当日本的腰杆还没有硬到可以对美国说“不”时，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有赖于中美关系的松动。胡长明在《大智周恩来》中，对于中日建交前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形做了极为生动的描述。

日本需要“和式基辛格”     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2月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被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冲击”。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朝野上下为之哗然，电视机前挤满了人。

    日本外交在二战后一直追随美国，尼克松政府却在日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了北京。同年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的公报。而日本首相佐藤在公报发布前3分钟才得知相关消息。

    美中两国的和解意味着打开了以往阻挠日中关系正常化的锁链。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首相在观看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时，太阳穴不停地跳，仿佛在做一场恶梦。记者们紧迫不舍，非要首相谈一下感受，他终于不加掩饰地说：“(尼克松)他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佐藤歪着嘴一声不吭地离去。

    1972年2月，当日本人看到中美首脑会晤的电视节目时，那酸劲就别提了。众议员古井喜实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于是，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就成了日本政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呼吁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推出一位‘和式基辛格’很有必要”。

周恩来和日本巨变     周恩来利用中美关系巧施分化战略，带动日本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中美《上海公报》中写道：“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持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局发生了一次巨变，佐藤内阁垮台，新上任的田中内阁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的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

    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日本人唯恐落后于形势，“搭不上最后一班车”。周恩来明白这些，问题只是车主什么时候同意他们上车了，现在机会已经成熟，可以让日本人“搭车”了。

    在周恩来的导演下，中日建交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日本许多在野党如社会党、公明党等的代表人物纷纷作为中日两国政府的“牵线人”和信息传递员来到中国。

    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访华前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探询他们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

    为慎重起见，佐佐木又问道：“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传达可以吗?”

    田中明确答复：“一定实行。”

    带着田中的态度，佐佐木来到北京。7月16日晚，周恩来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会见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恩来透露了他与田中会谈的内容并且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历史上今天）”

    周恩来说：“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呢。”

    佐佐木立刻补充一句：“那是最好不过了，希望务必邀请。”

    周恩来再一次说：“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并告诉佐佐木，田中访华的待遇将与尼克松一样，绕道香港不方便，可直飞北京。

    佐佐木访华，消除了双方建交中的主要障碍，也提高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度。从此开始，双方都在为政府间的正式会谈作紧锣密鼓的准备。

    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7月27日同田中密谈后，秘密赶到北京。选择竹入作为官方信息传递人，是周恩来的主意。竹入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在日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同时与周恩来的私交也不错。他出马有助于双方缩小分歧，又不会泄漏消息，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正式谈判的时间，避免形势发生逆转。

    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累计谈了十个小时。周恩来向对方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主要内容有：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中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方式宣告终了；废除日台条约；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和平解决纠纷问题；不谋求霸权；放弃战争赔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先缔结通商航海条约、航空协定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解放台湾后，中国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当予以适当照顾。

    竹入将这些内容作成笔记，于8月4日面交田中首相。田中和大平外相认为周恩来所谈通情达理，以此进行谈判定能成功。

    在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就绪的情况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日本官员于1972年9月25日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从当天下午到27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进行了三次限制性会谈，关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田中在致词中轻描淡写地称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周恩来在会谈中多次严肃批评日本，说“添了麻烦”这句话，犹如不留神地把水泼到女性裙子上，向人家道歉似的。他要求日本对侵华责任作出深刻反省。

    周恩来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将“结束战争状态”改为“结束不正常状态”。

    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日本以遵守其签订的条约为由，不愿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废除《日台条约》，但同意在联合声明中申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谈判中的难点逐一解决和双方对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于27日晚上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周恩来等人作陪。毛泽东问田中：“吵架吵完了吗?不吵架是不行的。”田中说：“不，和周总理谈得很圆满。”毛泽东笑了：“不打不相识，吵了架才能成为好朋友。”田中表示“的确如此。”

基辛格大骂日本     当年9月29日，两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以此为界，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后仅七个月时间，这使各方观察家叹为观止，也使多年的反对者感到“迅雷不及掩耳”。

    此时，最不兴奋的就是基辛格了，因为日本这个“小伙伴”在对华政策上居然跑到了自己前头。基辛格大骂日本说：“在所有背信弃义的人中，小日本是最坏的一个。”他给出的理由是，日本匆忙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居然挑选中国的国庆日去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