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日，中国驻檀香山领事馆落成。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肖政府委派程汝楫为驻檀香山首任领事。1898年檀香山归并美国，驻美大使伍廷芳奏请清政府正式设立领事，浙江同知杨蔚彬奉派抵行檀任职。中国驻檀领事馆，自清代至1931年均租赁为址，向无定所，迁徙频仍。后由当地侨界领袖杜惠生、陈巧等12人，组织筹捐购置领事馆费委员会，负责筹款修建，于1933年是日领事馆正式启用，由筹捐领馆费委员会名义赠送中国政府。1934年5月8日，驻檀香山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
    1月1日23时，日军策划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事发后，咬定系中国军队所为；并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
    1月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第九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强敌激敌3日，官兵伤亡过半，民众死伤4000人，毁于炮火房屋500户以上。

    1933年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瑞金。
    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于1932年底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本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为博古，组织部长为任弼时，宣传部长为张闻天，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宣言说：全中国的民众们！日军侵入华北，造成了和居民的整批被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因为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3年2月17日，日军向热河发起进攻。
    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令进攻热河，令第六师团主力于2月23日从打通路沿线出发，向天山下洼、朝阳一线进攻，尔后向赤峰及林西、多伦方面扩展；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附近出发，向赤峰方面进攻；以一部兵力控制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要隘，掩护主力攻占承德、古北口。
    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同日，27名东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

    1933年2月27日，黄陂山地伏击战。
    黄陂山地伏击战，是第四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为“进剿”军，左右两路均为“清剿”军，策应中路军的行动。
    2月27日，敌第一纵队的52、59师，行至宜黄南部黄陂地区时，我第一军团第一师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与此同时，第7、9两师向敌52师猛攻，第10、11师，第21军等截断了敌人退路。我右翼先头部队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敌人第59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第22军第64师向霍源方向急进，于是请求歼灭敌人第59师于黄陂、霍源地区，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两天的战斗结束后，敌第52师被全歼，第59师除一个团逃脱外，其余都被歼灭。

    1933年3月15日，红军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
    3月15日， 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国民党中路军主力，在黄陂遭到打击后，即改变部署，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破，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先以第十一军将敌先头四个师向广昌方向吸引，主力则埋伏在草台岗，东陂地区，21日晨，红军主力突然向进至草台岗，东陂一带的敌人后尾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惶撤退。 红军共歼敌近3个师， 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枝，解除苏区危机。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1933年3月16日，长城抗战界岭口战斗打响。
    当日，日军混成第33旅团(旅团长中村馨)向秦皇岛以北的长城界岭口、义院口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53军第116师(师长缪澄流)进行抵抗，但是由于日军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第 116师后撤，日军占领关口。次日，第116师向日军发起反攻，占领界岭口两侧长城敌楼，从正面迫近日军。与此同时，第116师收复15日一度被日军侵占的义院口。
    同日，向罗文峪进攻的日军第8师团一部遭到守军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后撤。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陈独秀案。
    检察官朱隽在起诉书中称陈独秀原为中共总书记，1927年因执行职务不力，被排除总书记职务后，便侧重于托洛茨基派，与“干部派”意见不合，又被开除出党。于是陈独秀纠集一些被中共开除党籍者，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政府，主张第三次革命。陈独秀的活动虽未达到暴动的地步，但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应负刑事责任。

    1933年5月1日，国民党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
    5月1日，国民政府委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总指挥：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3日，中政会批准上述委任及各路司令部暂行组织大纲，开始部署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21日，蒋介石撤销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再次在南昌设立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行营下设军务、机要、军机三部，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分任主任；另设作战、谍报、团队编练、党政四厅，贺国光、晏勋甫、刘兴、朱怀冰分任主任。杨永泰兼任秘书长。

    1933年5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与日本在华北停战。
    5月6日，日武官根本博在上海晤见黄郛，以中国军队在“前线仍时有局部之挑战行动”为借口，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陈仪：“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并进，将无止境。”11日，何应钦、黄绍闳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郛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战线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12日，黄郛询根本博：如中国军队愿意自新开岭撤退到密云，日军是否不再追击？关东军电告根本博：决无进至平津之意，但务盼华军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为要。14日，黄郛见根本博，告何应钦同意18日前将部队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一线，并要日方保证停止进逼。何应钦并指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在北平与永津武官晤谈。
    日军为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21日攻陷香河，前锋离北平通县只有7公里。5月1日午夜，汪精卫授权何应钦、黄绍闳、黄郛“便宜处置”。而日军“战斗力殆己用尽”，因此，在22日晚11时，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约黄郛会谈，至次晨4时半，黄完全接受日方的四项条件和三步停战办法。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
    蒋介石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意思就是先要平定内乱，然后可以抵御外侮，这话有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至理。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无论日本人怎样凶险，我确信日本帝国主义终归一定会失败在我们面前，一定可以由我们一般革命军将士的手里来将他们消灭。

    1933年5月22日，陈景润诞辰。
    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图书馆工作。
    1957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1973年发表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与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即“1+2”），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了一大步，被国际学术界推为“陈氏定理”。著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
    1996年3月19日于逝世。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宣布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二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一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十六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十八军5个师，邓文的第五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

    1933年5月30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
    5月30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会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塘沽停战协定》如下：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

    1933年6月1日，苏区开展激烈的查田运动。
    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在查田运动中，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子较坏的劳动份地。
    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查田运动是一场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依靠雇农、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群众，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但又指出：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只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1933年6月1日，中共苏区政府尝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认为：“现在各苏区，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泛的发动起来，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
    因此，要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坚决执行“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进攻”的阶级路线，“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

    1933年6月6日，苏区作出扩大红军百万决议。
    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强调必须执行中央局2月8日紧急决议中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和“动员所有模范营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的号召，提出要通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实行优待红军条例”、“加紧政治动员”、”采用突击方式以扩大红军”、“有计划的领导和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加入红军”等措施，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

    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
    余笃三，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舒玉章，毕业十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1933年6月18日 ，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
    杨杏佛，江西玉山人。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
    他多次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民权、镇压进步人士，并营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因而遭忌被杀。在此前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均接到暗杀警告。
    20日，杨杏佛遗体入殓及追悼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沈钧儒、李四光等前往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