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7日，杨翠喜妓案加剧清廷内部倾轧。
    杨翠喜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预备改东北为行省制，派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等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由袁世凯党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段芝贵伺候。一次载振在天津大观园看戏，见天津女伶杨翠喜，惊艳之，赞不绝口。段芝贵遂以一万二千金将杨翠喜买下，并献给载振。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改革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分别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3月，汪康年的《京报》载文披露此事，轰动京城。是年5月7日，瞿鸿禨门生、御史赵启霖弹劾段芝贵以歌妓献于载振，遂得署黑龙江巡抚。
    慈禧太后诏命孙家鼐彻查。载振紧急将杨翠喜辞退，孙家鼐复命查无实据。16日，赵启霖反因“奏劾不实”被革职查办，一时舆论哗然。清廷不得不撤段芝贵职位，载振亦请辞谢罪。6月17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奕劻的授意下，参奏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京报》报馆，怀私挟诈，结果瞿鸿禨被革职回籍，《京报》也被勒令停刊。

        1929年6月8日，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进步师生因演出反封建历史话剧《子见南子》，触怒了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二者展开尖锐斗争，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就是曾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
        事情缘由：林语堂先生创作了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6月8日，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的师生在学校礼堂公演了这出剧。据说演出者“增加了反对孔府的内容，使之成为既具有很强的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对孔子行为进行讽刺的喜剧性”。
        孔氏族长孔传堉等以孔氏60户族人的名义向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告状。蒋介石命令“严究”此事，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办理，结论是孔府所控“查无实据”，“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教育部宣布“应免予置议”。孔府不服，再次上告，蒋介石再次命令“严究”。其结果是二师校长宋还吾被调走，两任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被开除学籍。

    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对“七君子”提出公诉。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对“七君子”提出公诉：
    “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暨在逃之陶行知等八人，因不满意于现政府，在上海以联合各党各派抗敌御侮为名，倡人民救国阵线口号，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刊物，以资号召。未几复扩大范围，组织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一统一之抗敌政权，对于中央施政方针多所抨击，用以削弱民众对于政府之信仰。复组织罢工后援会，募集款项，接济各工人。”
    在罗列了十条罪状之后，起诉书道：“综上所述，本件被告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井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除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缉外，合依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并将人卷及证件，送请查收，依法审判。”

    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被控参与发动西安事变。
    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钩儒等人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
    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
    据此，起诉书对沈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出狱。8月，沈钧儒一行7人应国民政府邀请，赴南京商讨抗日事宜。图为七君子在南京与马相伯、杜重远的合影。

        1947年4月26日，南京军事法庭将战犯谷寿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成千上万南京市民，站在街道两旁及刑场周围，目睹屠杀南京人民的罪魁祸首谷寿夫的下场。
        2月6日下午2时，南京宣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对战犯谷寿夫开始为期3天的公审。80多名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等部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史密斯-贝德斯就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客观事实作证。开庭审判时，上千人出席旁听。庭外装有播音器，许多市民聚集庭外收听审判实况。
        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判定战犯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犯罪事实，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1987年2月17日，中国近30年来最大一宗贩毒案判决。
    2月17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下达的对重大贩毒犯温源和（泰国籍人）、戴文煊（香港居民）执行死刑命令，2名罪犯随即被处决。
    温源和、戴文煊于1986年4月分头潜入云南，图谋把从境外运入的毒品经昆明、广州偷运到香港。中国公安机关根据泰国和美国警方提供的情报，于该年8月将温源和、戴文煊、余锡宽抓获。缴获海洛因22768克，这是30年来中国破获的最大的贩运海洛因事件。

    1994年6月12日，千岛湖抢劫杀人案一审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6月12日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分别判处三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发生在3月31日的浙江千岛湖抢劫、故意杀人案，共有32人遇害身亡，其中24人为前来大陆旅游的台胞。法院认为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预谋地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劫持游船，抢劫游客巨额财物，为灭口，又采用爆炸、纵火的手段杀死32人，其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三被告人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均应依法严惩。以抢劫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5年2月6日，《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
    溥仪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时，由其口述，其弟溥杰执笔，写过一份题为《我的前半生》的自传体悔罪材料。1960年群众出版社将此材料少量印刷成册(因装订灰色封皮，故称为“灰皮本”计45万字)，供有关部门参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是有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我的前半生》一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的形式及内容均与溥仪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溥仪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成果，体现了溥仪的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因此，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和著作权人。

    1995年2月22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决河北无极县邱氏鼠药案邱满囤败诉。
    邱满囤，1934年出生，原籍河北省无极县郝庄乡。曾经被称为“鼠王”，充满争议的民间灭鼠专家。53年当兵，57年复员，刚好赶上除四害运动，他研制出“邱氏鼠药”，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灭鼠行动。1989年12月7日，广西南宁统一组织灭鼠，杀鼠35万只，老鼠尸体重82.6吨；同年12月20日，邱满囤到安徽亳州指导灭鼠，用药10吨，灭鼠率达91.4％...
    1992年6月17日，汪诚信、赵桂芝、邓址、马勇、刘学彦等5位专家的文章《要科学宣传灭鼠》。北京等多省市下令禁止使用邱氏鼠药。1992年8月12日，邱满囤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汪诚信等5位专家侵犯名誉权。1992年12月29日，北京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邱满囤胜诉，科学界、舆论为此一片哗然。1994年1月10日，汪诚信等5位专家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朱光亚等200多位政协委员呼吁，严禁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剧毒灭鼠药物。
    1995年2月22日，北京中院终审判决，邱满囤败诉。这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文，开始查禁邱氏鼠药。

    1995年12月15日，深圳连环色诱抢劫杀人案。
    12月15日，震惊海内外的深圳市特大杀人抢劫案张小建、陈伟祥等13名主犯，今天上午在案发地深圳市宝安区伏法。
    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黄松有称：1993年4月至1994年6月间，张小建、陈伟祥等采用女色引诱、假冒警察、假扮乘客，在深圳市宝安区猖狂杀人、抢劫车辆21次，其中既遂18次，未遂3次，共杀死17人，重伤1人，抢得各式车辆18辆，价值人民币629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