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5月3日，日军占领大连。
    日本陆军于4月30日集中优势兵力渡过鸭绿江后，5月1日占领九连城。5月6日，日军占领凤凰城。俄军在南满共有10.2万人，但是满洲陆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却采取消极退守的行动。10日，日俄连日战于金州瓦房店。27日，日军占领了金州，切断了旅顺俄军与辽阳的联系。
    日军占领金州后，大本营决定第二军的三、四、五三个师团及骑兵炮兵各一旅由金州北上作战。另编成第三军，由乃木希典统帅，其任务为：“迅速攻略旅顺要塞，无论在任何时机不使陆上之敌危及第二军之后方。”金州失守后，俄军于5月31日匆匆撤离了大连港，港口没有来得及破坏，使日军得以利用大连港来运输军队和补给，作为进攻旅顺和辽阳的基地。乃木希典遂占领大连。

    1907年7月25日，日本全面监督管理朝鲜的协定的签订。
    7月25日，签订了关于日本全面监督管理朝鲜的协定。此举未必可能扼制由日本人倡议的朝鲜皇帝退位以来，在这里猛烈进行的暴乱。采用暴力进行报复的行为一向是残忍的，但愈发加深了仇恨。本月早些时候，海牙会议拒绝接受朝鲜代表团。该代表团是派去对俄日协议将朝鲜排除在外提出抗议的，这激起了人民的怒火。

    1907年7月30日，日俄共同谋划分裂中国。
    7月30日，日、俄在彼得堡秘密签署《日俄协定》。《日俄协定》分公开协定、秘密协定、附款和换文四部分。秘密协定为：（1）将中国东北三省划为南北两半，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属日本势力范围。（2）俄国承认日本与朝鲜的现存政治关系，不阻挠此种关系的继续发展。（3）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并不加任何干涉。附款规定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分界线；从朝边境西北端起，经珲春、毕尔滕湖极北端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再从嫩江口上溯至洮儿河口，然后洞洮儿河口至该河与东经122度相交处。

    1910年7月4日，日俄签约侵夺“满洲”。
    7月4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美国资本极力在东北寻找机会，不但受到日、俄的一致反对，还促成了日、俄的进一步勾结。为此，它们在圣彼得堡签订了新的协定和密约。协定规定，两国维持“满洲现状”，如有侵害这种现状之事发生，两国就维持现状的“必要措施”，“随时互相商议”。密约还明白规定，若两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两国同意采取“防卫此种利益的办法”，从而使密约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

    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朝鲜。
    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终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韩合并条约》全文共8条，其主要内容是：朝鲜将其全部主权永久地让与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给予“尊重”；日本将其控制朝鲜外交大权的“统监府”改为“总督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并由其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
    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进行了长达35年的极为残暴的殖民统治，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1914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登陆。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在山东黄县龙口登陆，强迫商会为其供应骡马车1000辆及夫差数百人，发行军用钞票，强制中国人使用。次日，又有日军3000人登陆。
    10日，日军侵占平度，强迫县知事供应肉类数千斤和米麦、燃料数百万斤，限5日内交出，过期按军法惩办。并张贴布告，对中国人宣示斩律5条：一、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源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有一人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公然把中国人视为被征服者。北洋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本提出抗议，日置之不理。
    17日，日军占据胶州火车站，将中国警察尽行驱逐。26日，占领潍县车站。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日军，“以重信睦”。日本公使日置益恃强狡辩，竟说胶济路是德国产业，日本有权占领，与中国无关，并要中国军队撤离，否则发生冲突，日本将认为中国协助德国。

    1914年12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二十一条”。
    12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交涉案》，即“二十一条”，这月2日上奏天皇批准，随即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日本政府除“二十一条”外，还附有交涉时日本可对中国保证的事项，主要有以下4点：（1）保证袁大总统地位及其一身一家之安全；（2）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日学生，对反袁的日本商民浪人予充分注意；（3）适当时期商议胶州湾交还问题；（4）考虑审议袁大总统及有关大官叙勋或赠勋之事。日使日置益还提出要加上压迫或引诱手段，如：留驻山东日军，必要时可占领津浦路北段；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的活动；针对袁政府财政困难，拟以借款为诱饵，等等。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

    1915年4月26日，日本在他国压力下修正“二十一条”。
    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二十一条”全文真相披露后，欧美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权益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日方迫于各方压力，遂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24条，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实质上依然如故。它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务请同意”，并称：如中国政府将24条全体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政府认为日本的修正案“比较初次提案同有部分之让步”，但仍有一些条款“与中国主权、其他列强之条约上权利以及机会均等主义均相抵触”，故不能接受。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
    大沽口地势险峻，历来为京津屏障。在15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为实现其“威胁天津、压服北京”的阴谋，兵临大沽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和北塘地区成为北方主战场，雄伟的大沽炮台成为抗击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堡垒。从那时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多次染指大沽口，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天津人民不畏强暴，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1926年3月7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现奉系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国民军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于3月9日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12国驻华使馆开会，认为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北京政府撤除一切入京障碍。
    国民军被迫于3月12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入大沽口，因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络，并跟随有另一驱逐舰。国民军鸣枪示警，令其停止，而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酿成“大沽口事件”。

    1927年6月27日，日本制定对华侵略总政策，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决定对华侵略总政策的所谓东方会议。
    为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同年6月27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在外务省召集、主持“会议”，与会行为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的高级官僚、将领以及驻华公使、总领事等。
    7月7日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宣称采用武力来维护日本的利益，设法压制中国各地反日行动；强调“满蒙”（即中国东北、内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与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等。
    据当时中国政府揭露，此次会议后田中向大皇密呈奏折，鼓吹“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虽目前尚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但1928年日本制造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进而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侵略行动，皆与该会议的《对华政策纲领》或《田中奏折》的计划、部署相吻合。

    1928年4月16日，日本再次出兵山东。
    4月16日，日本驻济武官酒井隆少佐密电日军参谋总长说：“北军形势正日益变得不利”，“鄙职认为帝国决心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17日，日本政府作出了出兵中国山东的决定。
    4月20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保护当地日侨而出兵山东。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于4月20日和21日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方撤退军队，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4月21日，驻天津的日军3个中队对济南商埠地区进行了军事占领。25日，日军第六师团首批部队在青岛强行登陆，26日，即由该师团第十一旅团长斋藤率先遣队开到济南。其后，日军第六师团余部陆续在青岛登陆。29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该师团主力迅速开来济南。日军到济南后，分驻于三大马路日本使馆、五大马路济南医院、五大马路日本寻常高等小校、二大马路济南日报社等地。

    1931年6月19日，日本制订征服“满蒙”的方案。
    1927年6月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炮制了《东方会议宣言书》。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的一个总纲领。
    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写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权利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400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仅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
    1931年6月19日，日本制订了《解决满州问题方案大纲》，准备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叫嚣要以称霸亚洲和世界来完成日本帝国的“使命”。

    1935年3月1日，日本疯狂掠我资源。
    1935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食盐，在多伦设盐务署，赤峰设分署，并规定今后向东蒙运盐，必须经多伦和赤峰，强迫征税。内蒙盐商大起恐慌，蒙民坚决反对。
    13日，为了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日本外务省议定《中日经济提携政策大纲》，提出由民间组织中国实业视察团派往中国，鼓励中国大量出产棉花以销往日本：在贸易上采取以货易货。
    16日，日本煤炭公司垄断热河孙家湾煤矿，以实现其统治整个东北煤业的野心。与此同时，大肆掠夺黑龙江黑河一带各金矿。19日。又在河北和热河交界的兴隆县组织采金株式会社，采用机器开采金矿办法，攫取大小倒流水等7处金矿。

    1935年7月2日，日本制定掠夺华北资源大纲。
    年7月，日侵华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要内容有：（1）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2）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3）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4）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5）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6）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

    1936年4月30日，意大利攻占埃塞俄比亚首都。
    1936年4月30日，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的防御力量已经崩溃，意大利军队已经做好了占领首都的准备。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上挤满了逃难的难民，首都已基本见不到部队，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防御任务已交给了人数很少的警察部队。
    贝尼托-墨索里尼一直在残酷无情地打击海尔-塞拉西的武装力量。他告诉他的内阁：“随着埃塞俄比亚军事力量被全部歼灭，安全将会得到绝对的保证，他们注定要灭亡，而且为期不远了。”
    墨索里尼的陆军部队一直得到空军部队的配合。飞机不仅向敌军而且向平民扔芥子气弹，毒气使埃塞俄比亚士兵有的丧失了战斗力，有的窒息，有的被烧死；这样，在他们的防线上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

        1936年5月9日晚，墨索里尼的威尼斯宫灯火辉煌，人们涌向广场。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已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全部领土。 
        意大利以1934年12月一次意属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冲突为借口，拒绝埃方的所有和解请求，于1935年10月3日发动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由于意大利相对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并且违反于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使用芥子毒气，埃塞俄比亚军队迅速溃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于1936年5月5日被意大利军队占领，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流亡英国。

    1937年7月10，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大规模对华用兵。
    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用兵规模：（1）动员15个师团；（2）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3）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期限为半年；（5）战费为55亿日元。1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朝鲜军第十师团火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驻华北。当日，发表了《关于向华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同时，日本任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用清司中将接替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至16日，日军在华北兵力已达5个师团，10万人。17日，东京召开五相会议再动员40万日军入华。

    1940年4月9日，纳粹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4月9日，德军突然越过丹麦边境占领了哥本哈根，开辟了一个欧洲新战场。丹麦人毫无准备，德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地从陆地和海上长驱直入。
    入侵后几小时，挪威对德宣战，并炮击了行驶在奥斯陆海湾内的4艘德国战舰。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陷入一片恐慌之时，奥斯陆的报纸号召人们在暴风雨中保持镇静，“我国的形势十分严峻，但此时我们应保持冷静。”
    德国空军配合陆上和海上的侵略军作战，但未进行轰炸。飞机散发了传单，内容指责英国使北欧卷入战争。传单称英国温斯顿-丘吉尔“是本世纪最大的战争贩子。”说他正在准备进攻挪威和丹麦。按传单的说法，德军的介入仅仅是为了保护这两个国家。

    1940年7月26日，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
    大东亚共荣圈，以日本与东亚与东南亚以“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作为建设目标为意义，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提出此基本政策构想的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近卫声明”。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相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及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伪满洲国、中国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作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国防圈。而且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内阁设立大东亚省，并且于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与伪满洲国(代表：首相张景惠)、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行政院长汪精卫)、泰国(皇室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菲律宾(总统劳威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等共同召开大东亚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大东亚宣言》揭暨其目标。
    虽然大东亚共荣圈是以所谓“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号召，但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独立国家却是由日本军队掌控或部分掌控，实为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

    1941年7月10日，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
    7月10日，冈村宁次晋升为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推行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44年春率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8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率部攻占桂林、柳州。11月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