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685年8月8日，齐鲁乾时之战，齐桓公的地位得到巩固。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8月8日，齐军在乾时(时水支流，经山东桓台西北注入古济水，旱则干涸)击败鲁军。
    周庄王十一年冬，齐公孙无知杀襄公启立为君。齐大夫管仲等奉公子纠奔鲁；大夫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十二年春，公孙无知被齐大夫雍廪所杀。随后，齐大夫高奚等暗中遣使赴莒迎公子小白。鲁庄公则亲自领兵护送公子纠归国，并命管仲率军把守住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以阻止公子小白归国。当管仲军与护送公子小白归国的军队发生交战时，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遂佯死，得以先入齐国继位，即齐桓公。秋，鲁庄公为助公子纠争位，再度领兵攻齐。齐、鲁两军在齐都临淄以西的乾时相遇。齐军以逸待劳，大败鲁军。鲁庄公丢弃所乘战车，改乘轻车逃回。其御手秦子及车右梁子持庄公的旗帜，在道旁诱骗齐军，被俘。不久，齐大夫鲍叔牙率军至鲁，对鲁施加压力，迫使其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

    前638年10月10日，楚宋暴发泓水之战，楚国击败宋国，成为霸主。
    泓水之战，是中国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战斗以宋国失败告终。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力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当年秋于宋国召集诸侯大会。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被楚王在会场上突袭遭擒。在鲁僖公调停下，宋襄公被释放。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宋襄公为一雪前耻，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联合卫国、许国和滕国讨伐臣服楚国的郑国。郑向楚求救，楚成王遂率师进攻宋国本土。 
    周襄王十四年十一月初一，两军相遇于宋国边境的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驻屯于北岸，楚军自南岸开始渡河。宋襄公不顾谋臣子鱼的建议，坚持不半渡而击，待到楚军全部渡河后，宋襄公又坚持非要等到楚军完成列阵之后方开始攻击，结果惨败，身受重伤。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其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至晋文公率领晋国崛起后，楚国的扩张方才被遏制。 

    前575年6月6日，晋楚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6月6日)，长期争霸的晋、楚两国，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展开的一次大战。
    周简王七年，晋楚势均力敌，在宋大夫华元调停下，晋、楚弭兵议和，实则蓄积力量，等待时机，以利新的争霸决战。晋国乘楚背弃秦国之机，击败秦国于麻隧(今陕西泾阳北)，暂时解除侧背威胁；又以会盟方式巩固与吴国的联盟，形成南北策应以对楚之势。周简王十年，郑叛晋附楚。次年春，郑发兵攻宋，全歼抗郑之宋军于勺陵(今河南宁陵南)。由是，保宋图郑或保郑图宋，便成为晋、楚争夺中原霸权的焦点。晋国决定不失争霸良机，兴师伐郑以救宋，进而与楚决战，重振晋国霸业。
    在战争中，晋国军队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长期争霸中原的楚国及其联盟郑国的两国联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晋国俘获了楚王子公子茷，楚共王也被射瞎一只眼睛；郑将唐苟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
    鄢陵之战是春秋战国经典战役之一，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

    巨鹿之战，是秦末大起义中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后期各诸侯义军也参战）同秦名将章邯、王离所率四十万秦军主力在巨鹿（现属邢台市平乡县地区）进行的一场重大决战性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项羽破釜沉舟，以大无畏精神在各诸侯军畏缩不进时率先猛攻秦军，带动诸侯义军，一起最终全歼王离军，并于八个月后迫使另二十万章邯秦军投降。从此项羽确立了在各路义军中的领导地位。经此一战，加之刘邦西路大军攻破武关、蓝田，秦朝主力尽丧，加速覆亡。

    23年7月7日，昆阳之战。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克昆阳声势大振，王莽派大将王寻、王邑领兵40万反扑，包围昆阳。驻守昆阳的起义军仅八九千人，力量悬殊。刘秀请王凤等坚守昆阳，自己带12人突围而出，赴定陵和郾城调动救兵。
    公元23年7月7日刘秀调集援军。以3000精兵突破敌军中坚。王寻以一万人马与刘秀交锋，结果大败，王寻被杀。昆阳城内绿林军打开城门，冲杀出去，里外夹攻，杀声震天，击清王莽主力。
    这一战决定了王莽政权覆灭的命运。

    公元199年6月1日，官渡之战。
    建安四年，袁绍起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序幕由此拉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延津县僧固），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击灭了袁氏军事集团，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败袁军十万。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赤壁之战，是指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也是继阖闾破楚之后的又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曹操率军二十万众顺江而下。孙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军三万沿江上至夏口，联合屯驻樊口的刘备军一起溯长江西进，与曹军相遇在赤壁。此时曹公军众已染疾病，初一交战，曹军败退，暂驻军于乌林地带，周瑜等人在南岸，双方隔江对峙。周瑜利用曹操的骄傲轻敌，纳部将黄盖之议采用火攻，设计诈降，命其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 ，延及岸上曹营而伤亡惨重，曹操又下令将剩余的曹军舟船都予以烧毁，然后撤退，又因为士卒饥疫而死者大半。
    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进逼关头，结盟抗战，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此战为而后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383年9月20日，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公元383年东晋和前秦之间发生在淝水（今安徽省寿县的东南方）的一场战争。最终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实则仅二十多万）的前秦军。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分裂为后秦和后燕为主的几个政权。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南部。
    淝水之战使得北府兵声威大振，谢玄、谢安、谢石等人也凭借此战留名青史。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借此机会收回权力，成为了东晋唯一掌握皇权的皇帝。而战败的前秦天王苻坚，也并非是一位怯懦无能的君王，他诛杀暴君苻生，为永嘉之乱以来的关中百姓，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岁月，使得五胡乱华以来的北方再度恢复生机，不过因淝水战败，本已经和平的中原，又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苻坚也在两年后被叛将姚苌杀死。

    公元621年5月28日，武牢关之役，窦建德战败被俘。
    虎牢关，又称汜水关，因为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的忌讳亦称武牢关，在洛阳以东，今河南省荥阳市市区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镇境内。它作为洛阳东边门户和重要的关隘，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窦建德（573年～621年），男，贝州漳南县人，隋末唐初割据群雄之一。世代业农，初为里长。大业七年（611年），炀帝将攻高句丽，任二百人长。因助孙安祖起义，家属被杀，遂率部反隋，投高鸡泊高士达。十二年，为军司马掌兵权，用计大破涿郡隋兵。士达战死，自称将军，拥兵十余万。十三年，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定都乐寿，置官属。旋歼灭隋将薛世雄部三万余人，声威大振，河北郡县多降之。唐武德元年（618），称夏王，改元五凤，国号夏。次年，兵进聊城，擒杀宇文化及，乃哭祭炀帝，奉表皇泰帝。四年，秦王李世民率军围攻王世充，他率军救世充，兵败被俘，斩于长安。

    公元751年7月27日，怛罗斯战役。
    怛罗斯战役（怛，音dá），是中国唐玄宗时期与来自现在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新兴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战役是一场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直接碰撞。
    公元8世纪前期，中国正处在大唐盛世的顶峰——开元盛世。此时的大唐王朝，国力达到顶峰，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在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努力下，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认命谁做中国的长官。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大片中亚地区。
    此前，突骑施联合吐蕃、大食兵向安西四镇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击退。两次战争的失败使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暂时停止。天宝十年（751年7月-8月），葛逻禄突然叛变，导致唐军怛罗斯战役失利。此役之后，唐军在安西的军事实力大打折扣，失去了在中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唐王朝在南诏、契丹的军事行动均惨遭失败，中亚个附属国开始倒向阿拉伯帝国，天宝14年，安史之乱发生。但阿拉伯帝国经此一战也损失惨重，意识到东进的强大阻力，加上吐蕃的崛起形成唐、阿之间的一道屏障，赢得怛罗斯之战的东方总督及其部将因功高盖主被杀，阿拉伯帝国再也没有发兵东来。

    1644年5月27日，山海关战役爆发。
    1644年4月25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城。 5月15日，吴三桂据山海关袭击大顺军消息传至北京城。 5月18日，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大顺军出兵京城，兵锋直指山海关。 5月26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并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开始进攻山海关。5月27日，清军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关出迎，大军入关。于中午出击，大顺军溃败。6月3日，在北京城的李自成举行了称帝仪式，次日清晨离京。山海关一役，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相当重要，此役确认了是大顺还是大清来取得中国的统治地位，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
    首都沦陷、皇帝自杀，从而标志着明帝国的灭亡。当时中国的四大势力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占据辽东之大清政权、拥有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之南明政权，以及正入蜀的张献忠之大西政权。就当时的形势看，大顺是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政权，庞大的军力足以威慑其他三大势力，从北京城接管过来的、完整的帝国中央政府官僚可以用来迅速稳定国内局势。 然而，接踵而来的山海关战役，即清军和大顺军的第一次战役改变了大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李自成入京到离京，短短四十几天内，大顺的优势迅速转化为大清的优势。

    1933年2月27日，黄陂山地伏击战。
    黄陂山地伏击战，是第四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为“进剿”军，左右两路均为“清剿”军，策应中路军的行动。
    2月27日，敌第一纵队的52、59师，行至宜黄南部黄陂地区时，我第一军团第一师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与此同时，第7、9两师向敌52师猛攻，第10、11师，第21军等截断了敌人退路。我右翼先头部队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敌人第59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第22军第64师向霍源方向急进，于是请求歼灭敌人第59师于黄陂、霍源地区，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两天的战斗结束后，敌第52师被全歼，第59师除一个团逃脱外，其余都被歼灭。

    1933年3月16日，长城抗战界岭口战斗打响。
    当日，日军混成第33旅团(旅团长中村馨)向秦皇岛以北的长城界岭口、义院口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53军第116师(师长缪澄流)进行抵抗，但是由于日军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第 116师后撤，日军占领关口。次日，第116师向日军发起反攻，占领界岭口两侧长城敌楼，从正面迫近日军。与此同时，第116师收复15日一度被日军侵占的义院口。
    同日，向罗文峪进攻的日军第8师团一部遭到守军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后撤。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
    5月15日，蒋介石委任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由川南率部速赶赴大渡河布防。并调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各一部，归其指挥。
    16日，蒋介石令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于一月内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碉堡构筑。18日，又令川军各路“严防”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合股之计划实现”。
    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24日攻占大渡河右岸石棉县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次日，红一军团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17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强渡成功，击溃左岸敌守军一个营。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有4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个团。中央军委决定夺取上游沪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之左岸，林彪率红二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之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击溃国民党军阻击，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抢占泸定桥西头桥头堡。这时，铁索桥木板已全被拆除，只剩下数根铁索悬荡在空中，东岸桥头有川军约1个团的兵力依托坚固工事抵抗，红军第二师第二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扶着悬空的铁索向桥东攻击前进，夺取了东头桥头堡。后续部队紧跟过桥，占领沪定城，和左岸北上的红一师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后，他们竟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上海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抗日，反而妄图借抗战的机会，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使中国军队付出极惨痛的牺牲后，不得不撤离上海，11月12日，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张治中被免去各种职务。
    “八·一三”以后，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也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这就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抗战政策。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陆战队本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面对中方的主动进攻，曾在此固守待援
    护送国旗给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受到张治中将军(左1)的接见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八路军于平型关首战告捷。
    为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林彪、聂荣臻等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狭窄谷道伏击歼敌。
    25日7时许，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第一一五师之伏击圈，第一一五师乘机全线突然开火，予敌以大量杀伤，并发起冲锋。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从蔚县、涞源调兵增援，被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及以东地区，并于腰站毙伤其300余人。战斗持续到13时，被围之日军全部就歼。
    此役，第一一五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l00余辆、马车200余辆，我军伤亡600余人。
    平型关大捷，振奋全国，各地纷纷电贺。26日，蒋介石特电朱德、彭德怀，称：“二十五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1940年5月2日，枣宜会战开始。
    1940年侵华日军为确保武汉，在第十一军司令宫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于5月2日发动枣宜会战。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六个集团军进行堵击。日军自5月1日起分三路先后攻占明港、桐柏、唐河、枣阳等地，10日会师于唐白河畔。中国军队转入外线的部队将敌反包围于襄东平原，收复明港、桐柏，一度克复枣阳。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数千人渡襄河出击，在南瓜店遭敌万余人夹击，壮烈殉国。5月31日晚日军强渡襄河，6月14日攻占宜昌。16日中国军队全面反攻，分别到达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今随川市）、信阳以北一线，与敌对峙。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但并未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

    1940年6月18日，枣宜会战结束。
    6月1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再次攻克四川门户宜昌，重庆国民政府大为震惊，急令陈诚指挥部队组织反攻，力图收复宜昌。日军以密集人力反击，冲锋部队士兵纷纷倒毙于枪林弹雨之下。宜昌终未攻下。至此中日两军形成对峙局面，枣宜战役暂告结束。
    这次战役从5月1日什始。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消灭鄂西北地区中国军队主力，进逼四川，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4个师团兵力分6路向桐柏山、襄阳、枣阳进犯。
    5月1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扩大战果，亲率部队阻截日军，在襄河东岸南瓜店壮烈殉国。17日，日军再陷枣阳，5月下旬，日军得到增援再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6月1日陷襄阳，3日陷南漳、宜城，与白沙洋方面渡江的日军会合，接着连陷江陵、当阳，于11日陷宜昌，16日，中国军队向宜昌、当阳反击，18日宜昌得而复失。
    此后，日军集结兵力于宜昌、江陵、随县等地据城防守。中国军队则一方面在宜昌以西设立第六战区，增援部队，凭借三峡险要设防，力保四川安全，另一方面依托荆山等有利地势，外线作战，与日在汉江东西对峙，战役至此结束。

    1940年10月4日，黄桥歼灭战。
    10月4日，新四军针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进攻，进行了著名的黄桥歼灭战，以7000士兵全歼韩顽第89军等部一万五千人。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余人，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缴获步马枪3103支、驳壳枪229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山炮两门、迫击炮6门、子弹、手榴弹、电台等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此次战役，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历史上以少敌多经典战例。

    1941年5月7日，晋南战役。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