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月25日，台湾归顺式场惨案发生。
    5月25日，台湾的日本当局诱杀归顺的起义军，酿成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 1898年，日本任儿玉源太郎为台湾总督，儿玉任命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后藤改变过去以军事镇压为主的方法，对台湾抗日义军采取怀柔、诱骗、分化和各个击破的策略，致使大股义军归顺，台湾的抗日势力被瓦解了。
    到1902年，仍在坚持抗战的义军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于是准备归顺日本当局。 5月25日，日本当局在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内林、斗六等六处设置归顺式场，举行归顺仪式。暗中却在每一个归顺式场，都埋伏大量的军队。这一天，分别到六个归顺式场接受日本归顺仪式的265名义军战士，全部遭到日军的屠杀。 用这种方法，日本当局竟诱杀了归顺义军4000多人。 后藤新平在他写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书中说：“当讨伐土匪的时候，有一个土匪归顺法，说要交给归顺的土匪们归顺证，聚集他们于警察署办务支署里头，预先下达训令，使军队把他们同日同时统统杀得干干净净了。”

    1919年4月13日，印度阿姆利则惨案。
    1919年3月《罗拉特法》颁布后，印度人民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4月10日，殖民政府在阿姆利则城逮捕两名印度民族政治家并将其驱逐，3万群众在市政厅广场举行抗议集会，遭到武装警察和军队的镇压，示威转变成人民起义，赶走殖民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日晚，殖民政府派戴尔将军率英军开进该城。4月13日，2万群众在杰利安瓦拉培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本地节日。
    戴尔将军率领配备有几辆装甲在的军队包围广场，封锁广场出口，用机枪向集会群众扫射达10分钟之久。当人群蜂拥冲向狭窄的出口时，戴尔命令军队再次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走。
    惨案消息被殖民政府封锁达4个月，至10月始被披露，激起旁遮普和印度各地更大规模的反英斗争。据甘地暗中调查，此惨案死1千2百人，伤3千6百人。因反应强烈，英国不得不将戴尔调回。

    1920年1月29日，天津直隶当局镇压爱国人士，“廿九”惨案发生。
    “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风潮日起，引起了经营日本商场老板的不满，有些店东勾结日本人殴打学生，致使2人受伤。对此，学生及各界提出强烈抗议。24日，天津当局又逮捕检查日货的学生和各界联合会代表10余人，同时查封了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为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等启封。请愿学生再次遭到军警镇压，有50余人受伤。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代表均被逮捕。2月1日，各校学生开始罢课。2日，全国各界联合会等纷纷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反动当局迫于全国的压力，才在7月17日把被捕的周恩来等各界代表释放出来。

    1922年3月1日，香港英军突然袭击罢工工人，制造沙田惨案。
    1922年3月1日，全港邮电、银行、造船等各行业工人联合举行总同盟罢工，人数增至10万人以上。这是自1月份以来香港罢工的最高潮。罢工斗争使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3月4日，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途经沙国村时，遭英军警开枪袭击，打死6人，伤数百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沙田惨案”。
    暴行更激起工人的愤怒，并得到京奉、京绥等全国各地铁路工人和上海海员工人的支持。
    3月8日，港英当局正式签字，被迫同意增加工资15%至30%，恢复工会，释放被捕人员，抚恤沙田惨案死者家属每人1000元。罢工遂告结束。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
    五卅惨案因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而得名，是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汉口惨案发生，6月13日九江冲突发生，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7月2日重庆惨案发生，7月31日南京惨案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冲突为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
    6月21日，为声援上海罢工者，香港、沙面工人也实行罢工。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23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下午1时，广州各界20多万人在东校场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援助沪案条件16条，会毕进行游行，工人、商人、学生、黄埔学生等依次由东校场出发。经惠爱东路、永汉中路，直出长堤西壕口，过沙面租界河对岸的沙基。午后3时，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面英、法租界对岸之沙基西桥口时，早已布置好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机枪扫射，游行队伍猝不及防，四散躲避，当场死亡59人，重伤者百余人，轻伤者无数。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3月18日，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大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段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青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到杜宅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白崇禧在上海具体执行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凌晨，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事先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大批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
    为了抗议血腥暴行，当天，上海各区工人分别召开了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保护上海总工会等。会后游行示威，闸北区数万徒手工人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奋勇而入，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并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4月13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约有10万人整队去周风岐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命令，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时，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被捕200余人。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上海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军队的枪击，死伤数人。
    从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内，上海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工人领袖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被杀害。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
    酒井隆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6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
    5月2日上午，第一军第二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数人徒手行经纬五路时，被日军堵截后当场全部杀害。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闯入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尽数捆绑毒打。蔡公时据理痛斥日军，日军竟割掉蔡的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将他同众人一起杀害。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

    1941年1月25日，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死难者1200余人。
    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在冀东地区进行扫荡时，包围了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集中屠杀村民，焚毁全村房屋，被杀害者1237人，烧毁房屋1000间。
    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城东北60里处。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是丰润县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常驻地。1941年1月25日拂晓，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出动，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日伪军先是逐户搜查，强迫群众到村西的大坑，然后开始屠杀。当时站在墙上的日军用步枪、机枪对准人群猛烈扫射，并同时放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屋。宅院中的群众除少数死里逃生外，其余的人全都惨遭杀害。日伪军射击后，仍不死心，又向尸体堆扔手榴弹，炸得尸骨横飞。日伪军还在村内四处搜索，将抓到的群众32人在南崖集中杀害，点火焚尸。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窖中被日军奸污后，也惨遭杀害。
    潘家峪惨案是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三光政策”的一个具体罪证。

    1941年6月5日，重庆防空隧道发生窒息惨案。
    早在1939年6月11日日机来袭时，中山公园下的防空隧道内便因窒息而死伤妇女、儿童多人；1940年8月12日日机来袭时，左营街的防空隧道内又因窒息而死伤百余人。但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
    6月5日晚9时许。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反复轰炸。市中区居民如潮水般地拥向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较往常激增一倍，达到万余人，几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三十洞口附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其中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该惨案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可以相提并论。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昆明几个大学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召开反内战的时事讨论会，6000余人参加，钱端升、费孝通等教授演讲。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会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捣乱。次日，昆明30000名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军警破坏晚会的暴行，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禁令，反对内战，呼吁美军撤离中国。
    12月1日，国民党军政部所属第二军官总队和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和昆华工校学生荀继中，南青中学教师于再4人；60余名学生被打伤。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让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云南省代理主席李宗黄调离。

    1948年7月5日，北平发生“七·五”惨案。国民党军警在北平镇压东北流亡学生，造成流血事件。
    1947年底，东北民主联军继夏、秋季攻势之后，发起冬季攻势。在三十月内，歼灭国民党军13.6万人，解放城中18座，将国民党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在溃败中，国民党政府为争夺利用东北青年，以建立东北临时大学、临时中学为名，将大批东北大、中学生骗入关内，流亡北平。
    7月4日，北平中参议会通过《救济来平学生办法》，决定停发东北流亡学生的公费，企图将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投入内战前线。5日，流亡北平的东北人、中学生数千人，群集北平东交民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住宅，愤怒抗议市参议会通过《征召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的议案》，遭到预伏的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9人被打死，100余人受伤。事件的发生，在北平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60年3月21日，南非发生“沙佩维尔惨案”，种族屠杀事件。
    在50年代末期，南非国内黑人反抗斗争日渐高涨。城镇地区群众暴动此伏彼起，黑人群众杀死警察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此形势下，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60年3月21日发起了“反通行证法”运动。泛非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身先士卒，不携带通行证，到警察局门前自愿被捕。成千上万的黑人把通行证放在家里，到警察局门前示威。
    韦雷尼京市周围工业区内的黑人城镇沙佩维尔镇全体动员起来，1万多群众围住警察局。政府派军队动用催泪弹、飞机都未能驱散人群，反而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最后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造成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其他黑人城镇也爆发了类似的群众示威，并接连出现警察枪杀和平示威群众的事件。白人当局还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几千名黑人运动积极分子被捕入狱。随后，南非政府又颁布《非法组织法令》，于4月8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
    1976年，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日“3月21日”，定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1995年4月20日，卢旺达连续发生惨案　约5000人丧生。
    4月20日，以图西族为主的爱国阵线武装士兵以武器被夺为由在卢旺达西南部的基伯奥难民营内开枪射击，打死胡图族难民13人，打伤22人。4月23日，爱国阵线武装用迫击炮轰击了难民营，打死数千名胡图族难民。连续三天，基伯奥难民营内约有5000人丧生。
    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居民由胡图（占85％）、图西（占14％）和特瓦（占1％）3个部族组成。卢部族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分而治之”，先用图西人统治胡图人，后又利用胡图人反对图西人并统治图西人，导致1959年、1963年、1967年和1973年发生过4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又一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截至1990年10月，流亡国外的难民多达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图西人，使殖民时代前两个原本和睦相处的部族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仇恨，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部族冲突或部族仇杀，这次内战便是卢部族矛盾长期积累恶化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旺达的这次部族仇杀也是一场争夺土地的争斗。卢旺达独立时人口300万，到1995年增至800万，而国土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农民人均耕地不足0.5公顷，许多人无地可种，难以谋生。难民要回国，使国内居民担心危及自己的生存而持反对态度。经济落后、各类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国外难民最终选择武装回国的方式，从而导致这场空前的人类灾难。另外，西方“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是卢旺达内战加剧的又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