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6日 ，八国联军公开洗劫北京。
    8月16日，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
    联军洗劫紫禁城、三海、颐和园等。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银器58堂件、幢幡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竹木器110余堂份、墨刻珍品1600余轴、乐器100余件。六部九卿等各衙署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疯狂洗劫。銮驾库丢失辇乘21乘、銮驾1373件、车轿12件、玉宝2件、皇妃仪仗282件、皇嫔彩杖84件、新旧云盘伞各1件、锦缎旗面133件，象牙9只，象鞍2盘、战鼓2面、更钟2架、静鞭2件以及随什物若干。
    翰林院丢失数万册经史典籍，《永乐大典》又丢失307册，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太堂寺的金银祭器、光禄寺的金银餐具，均被洗劫一空。
    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开始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10月11日，李鸿章在俄兵百人卫护下抵京，寓贤良寺。下车伊始，即向廷雍下达手谕，告知联军将开往保定，“务祈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可派弁目执白旗相迎”。同时，先后拜会赫德及各国公使。赫德在数日前已拟定专约4条以候李鸿章。4条为：“一、中国自认围攻使馆之大误，应许以后不再发生如此之事。二、所有此次应行赔偿之各事各款，中国即全行认赔，由各国派人查明开单送交照办。三、日后贸易交涉事宜，应由各国择定如何办理，由中国照行。四、所定之专约，系中国与各国通行之大纲领，此外另应由各国将此事之详细与中国分定某国之分约。”

    1901年1月4日，杨儒就交收东三省事与俄艰苦谈判。
    1月4日，杨儒会见维特，进行交收东三省之第一次谈判。8日，杨儒与维特第二次会议。杨儒表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17日，杨儒与维特第三次会谈。维特单方面提出交三省种种苛刻条件，杨儒表示此系俄方“因利乘便，以力制人”。19日，杨儒首次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会谈交收东三省事宜。
    20日，奕匡、李鸿章电告杨儒，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表示“各国咸注意俄国举动”，“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据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
    21日，杨儒与维特第四次会谈。22日，杨儒与拉姆斯独夫再次举行会谈。拉姆斯独夫再次举行会谈。拉姆斯独夫要清廷先行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再议正约，23日，杨儒与维特第五次会谈。24日，杨儒与拉姆斯独夫第三次会谈。拉姆斯独夫表示如商订正式条约时能“不阻难”俄方要求，可同意废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901年3月26日，杨儒在莫斯科再度拒签屈辱条约。
    1900年，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际，沙俄悍然出动17万军队，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01年初，清朝任命驻俄公使杨懦为全权大臣，与沙俄谈判收复东北三省问题。
    1月4日，谈判开始。17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杨儒口头提出约稿13条。2月16日，俄方正式提出议款12条，未经讨论使要杨儒签字。杨儒表示条款须无损中国主权，方可签字。27日，清政府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俄国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杨懦与维特谈判7次，与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14次，都没有结果。
    2月下旬，俄国再一次企图出重金收买李鸿章，并提出“逾期即决裂”的威胁。1901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11条，压迫杨画押，不能更改一字。杨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想借谈判把霸占合法化。”

        1901年5月3日，清政府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1901年5月3日，奕匡、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清廷当日诏饬各督抚合力通筹。并为赔款事发电旨三道：一、命奕匡、李鸿章与各国议减银数，展宽年限；二、著刘坤一、张之洞悉心筹划，妥筹的款；三、令各省督抚剔除中饱，涓滴归公。
        5月11日，奕匡、李鸿章未经朝廷同意，即照会各国公使，表示接受45000万两赔款总额，并提议自本年7月1日起，30年内还清，至1940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付1500万两，不计利息。
        5月26日，清廷电谕奕匡、李鸿章，同意“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以便迅速撤兵”，惟望宽展年限。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派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匡、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1901年9月7日，由德、奥、匈、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国公使组成的外交团，在团长葛络干主持下，于11时在西班牙使馆与中国全权大臣奕匡和李鸿章举行会谈，签署和谈最后议定书，仪式于11时30分结束。
        《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赔偿各国军费4亿5000万两白银，其中沙俄得1亿3000多万两，以海关和盐税作抵押；拆毁北京至大沽的所有沿海炮台；各国留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在北京划定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组织和运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4年2月12日，清廷宣布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能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让出东北地区作战场，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厮杀。腐败至极的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背着中国，擅自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我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12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09年7月15日，中葡开始澳门勘界谈判。
    中方代表为高而谦，葡方代表是马沙度。1908年发生日轮“二辰丸”号军火走私案后，引发出澳门界址问题。清廷倡言早定澳门界址。香山、广州等地中国商民也请求划定澳门界线，以保护领土不被侵吞。“二辰丸”交涉刚告结束，清政府即派外交部右参议高而谦到粤查勘澳门之界，并要求葡萄牙派员同勘。
    谈判伊始，葡即增兵澳门，以期对中国施加压力。谈判中，马沙度声称葡侵占澳门之前，中国并未有管理澳门之实，澳门及其附属地应包括关闸以南的整个澳门半岛，加上青洲、水仔、路环、大小横琴岛、对面山诸岛及附近一切山岛和所有海面，总面积达326平方公里。
    高而谦则认为澳门原先是中国租借给葡人之地，附近各岛也非无主之地，澳门界限应以旧日界址为澳门界限，清政府将收回水仔、路环两岛。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定“中日条约”和“换文”，日方代表日置益，袁政府代表为陆徵祥。两个条约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洲及东蒙古的，换文13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激起了国内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爱国反日运动，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预演。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协约。
    6月7日，中俄蒙协约在恰克图签订，中国失去了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
    根据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及附件，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因此于1914年9月8日三方在恰克图开议商谈。
    自1914年9月8日至今签订成立，费时达9个月。正式开会48次，会晤谈判也不下40次，才告完结。会议之所以迁延费时，是因为中国与俄、蒙间存有严重歧见，如：蒙古声明并无独立事情、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外蒙境内铁路、邮政、中国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的卫队名额、外蒙古司法诉讼、蒙境税则等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致使中国一度打算撤使停议，但中国政府深知中国无力以武力收复外蒙，且中日“二十一条”要求日益严重，不得不委曲求全，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22条。中国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宗主权。

    1919年4月16日，美国提出山东省由五国共管。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间题，中国代表未能参加。美国国务卿兰辛提出一个新方案，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起而抗议，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兰辛方案未能通过。
    17日，美国提议将山东问题由五强国处置，美方称：“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五国外长会议将山东问题初步定为暂由五大国共管。日本仍表示反对。
    北京政府复电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此时，意大利提出的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为各大国拒绝，意大利宣布退出巴黎和会。日本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威尔逊力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美国人威尔逊不再是中国的靠山了。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1919年6月28日，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6月27日晚，在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顾维钧拟定了最后一个妥协方案。方案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之后，不得妨碍将来重新提议山东问题。
    声明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陆徵祥当即批准了这一声明。
    6月28日，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6月28日晨，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这一声明带至和会磋商，该会秘书长以函稿送还，仍完全拒绝。中国代表团随即“公同决定，不往签字”。
    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早已离法）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情况，指出：“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今午时完全被拒。......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

    1922年2月4日，中国被迫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
    主要内容：一、胶州租界归还中国，开为商埠；二、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本所占有者低价收回；三、日军于6个月内撤退；四、青岛海关、青烟、青沪之海底电线交还中国；五、青岛盐场、青岛济南之电台由中国赎回；六、胶济路由中国赎回，但日本人参与主要管理；七、德国在山东之矿产，交中日合办公司。

    1922年2月6日，侵犯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在华盛顿签订。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1922年是日，美、英、比、法、意、日、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此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此条约扼制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的垄断权，而代之以美国为首领和英、日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侵略局势，毛泽东说，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已经形成独占地位，才放弃“门户开放”政策。

    1923年6月1日，日兵枪杀长沙市民　酿成“六一惨案”。又名长沙伏见舰肇事案 ，是于1923年6月1日在长沙因日本船支停靠上的外交纠纷而发生的枪击惨案。
    6月1日，日本武陵丸号轮船运载日货抵达长沙大金码头。中国外交后援会调查员例行前往检查，遭到日本水兵无理殴打。为此千余群众会集码头，与日本水兵对峙。这时，停泊在湘江中的一艘日本军舰上的水兵，竟持枪上岸，开枪行凶。当场打死2人，重伤9人，轻伤数十人，酿成“六一惨案”。
    消息传出，长沙人民义愤填膺。当日下午，有2万多群众参加了由外交后援会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了声讨大会。大会提出了撤换日本驻湘领事、惩办日本军官、惩办杀人凶手、撤退日本一切驻湘军队、收回日本在湘占用的一切码头、日本驻湘领事公开向人民道歉、抚恤死者、赔偿伤者保险费及医药费等8项条件。会后，愤怒的群众抬着尸体沿街游行，并向湖南省长赵恒惕请愿。

    1927年3月24日，英美在南京制造“三·二四”惨案。
    1927年3月24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之一。
    1927年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时，美、英、法、意、日等国增兵上海并调集军舰去南京江面进行威胁，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3月24日，程潜指挥的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在击溃敌军几十万之后，进占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入，房屋财产损毁无数，酿成大规模血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的同时反向中国提出惩凶、通缉、赔偿等无理要求。

    1933年5月30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
    5月30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会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塘沽停战协定》如下：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