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讨蒋，中原大战爆发。
    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3人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职。冯玉祥在就职宣言中指斥蒋介石为国家动乱不安的祸根，历数了蒋介石践踏民主，弄权卖国的种种恶端，并发誓要为国家除此祸害。
    宣言称：“近月以来，陕甘两省，大股土匪，到处焚掠，凡经被掠之人，周身悉现铁烙。迨军队拘获匪首，其身边皆带有委任状，乃煌煌全国主席蒋中正所颁发，至有数十路之多。”阎锡山就职通电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有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必起而讨伐之。”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
    自6月中旬，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军何建部主力南追张发奎部和李宗仁部之际，由湖北大冶地区向西南进击，继克通山、崇阳县城后，于7月4日攻占岳阳，旋即南进至平江地区。
    7月下旬，红三军团、湘赣边红军独立师趁长沙守军薄弱之机，于25日沿平浏边界进击长沙。27日攻克浏阳河东岸，渡过浏阳河，突破敌军的防线，迅速迫近长沙，战至黄昏，分由雨花亭、五里牌突入城区，于午夜完全占领长沙。是日，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及大批弹药、物资。30日，在长沙组成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为主席，杨幼麟为副主席，彭德怀、李宗白等13人为委员。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暂时劳动法》、《暂行土地法》和苏维埃政纲等文件。长沙城内成立了市苏维埃、区苏维埃及中共区委。

    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入关，中原大战立分胜负。
    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旋即派东北军12万人入关。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胶着之时，东北军大兵入关，双方平衡迅即倾斜。21日，东北军占领天津，23日占领北平。晋军力疲不当，一触即溃。迅速西退。

    1931年3月2日，红四军歼灭敌三十四师。
    3月2日至9日，鄂豫皖苏区红四军出击平汉线信阳、广水段。2日，袭占李家寨车站，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二师一部，击毙敌旅长侯镇华。5日，袭柳林车站井再次攻占李家寨车站，对敌驻守的豫南重镇信阳构成威胁。8日，红四军主力在罗山独立团等地方部队配合下，奔袭进占双桥镇之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9日拂晓，红军开始攻击，经激战7小时，全歼该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6000余支、炮14门。

    1931年3月26日，日本军人为发动侵华战争造舆论。
    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日本陆军学校讲话，鼓吹占领满蒙（中国东北）对于决定“日本国命运”的重大意义。
    他说：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从消极方面来说，达到保卫朝鲜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
    万一日本从满蒙退出，不但立刻会危及帝国的生存，并且立刻会破坏东洋的和平。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超过了经济问题的重大问题。……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真是前途无量。
    我衷心认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1931年3月28日，国民党向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
    3月28日，国民党南昌行营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部署就绪。3月28日下达总攻击令，限各部4月1日开始分路向苏区攻击前进。
    其部署为：以第十九路军主力置于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进攻；以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七十七师置于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向东固、沙溪方向进攻；以第二十六路军主力置于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进攻；以第六路军主力置于南丰和福建建宁一带，向广昌方向进攻。另以驻闽新编第四旅、新编第二师卢兴邦旅、第四十九师和驻粤第六十二师在赣闽、赣粤边实施堵击。总兵力18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

    1931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1931年5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告捷。
    1931年5月13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
    16日，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3时，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全部，俘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无线电台1架。16日夜，红军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于17日晨，歼灭上官云相师1个旅的大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山炮2门。
    19日，红三军、红四军在吉水的白沙歼灭国民党郭华宗师一部和上官云相师一旅之残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22日，红一方面主力在永丰的中村对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师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1时，歼敌1个旅，俘敌旅长以下官兵3000个人，缴枪3000余支、无线电台1架。27日，红一方面军进攻广昌城，与守敌第五师激战一整天，当晚攻占广昌城，歼敌一部，重伤敌师长胡祖玉。
    31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攻建宁。当日攻占建宁城，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无线电台1架。
    至此。红一方面军作战半个月，横扫700里，5战5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
    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23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以嫡系部队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向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

    1931年8月6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遭惨败后，仅隔一个月，于1931年7 月1日纠集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任总司令， 赶赴南昌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
    国民党军队采取三路合击：中路由南昌、右路由吉安、左路 由南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想靠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 实行“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0000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 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以一部分兵力将敌人主力部队 7个师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吸引，主力以8月4日向东突进。6日 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1个旅。7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2个团， 11日在宁都黄陂歼敌第八师4个团。9月1日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 1个旅；在高兴圩歼敌第十九路军主力。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五 十二师。此役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1931年9月24日，原东北军冯占海部抗击日寇的猖狂进攻。
    冯占海(1899-1963)字寿山，辽宁省锦县人，1917年投奔姨父张作相，投身军旅任勤务兵，后入东北讲武堂深造，“九一八”事变后，举兵讨逆，收编绿林及民众抗日武装，1932年1月27日，得知于琛澄伪军犯哈，毅然率队迎敌，会同李杜等粉碎伪军参哈尔滨的进犯，吉林自卫军成立后，被推为副总令兼左路总指挥。后来队伍壮大，发展了万余人，改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向伪吉林省城吉林市发起了反攻。因孤军作战，反援不济，攻城不果转入热河参加热河保卫战。热河沦陷后，冯部进关，改编成九十一师，隶属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七七”事变后，九十一师在永定河南岸固守城与日军激战，全师伤亡惨重。1938年7月，九十一师划为汤恩伯的二十一集团军，在武汉会战中，官兵浴血厮杀，伤亡殆半，后痛惜部队减员，更因汤恩伯飞扬跋扈，岐视旁系而心灰意令，于是率亲信副官二人出走，潜入广西、香港等地，以经商为业脱离了军旅。全国解放后，受周恩来之请返回吉林省任省体委主任，1963年9月14日逝世。

    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决议日本撤兵。
    9月30日，国际联盟议决日本撤兵。当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要求日本于10月14日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离至铁路区域以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向国联提出“申诉”，请求国联采取有效办法，“制裁日本”。但国联理事会成员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双方协商撤兵，避免事态扩大。此次国联在通过日本撤兵的正式决议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日军无所顾忌，继续在东北扩大侵略战争。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全部沦陷。
    1月1日，日本侵略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2日占领锦州。中国驻军3万余人奉国民政府命令，稍作抵抗即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并于去年11月进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锦州。
    国民政府在美国授意下，向国际联盟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等国派军驻扎。这一建议，激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愤怒和反对。旅居巴黎的侨胞痛殴中国出席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民政府退出国联。
    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锦州军政机关在日军总攻锦州前，已从锦州撤入关内，致使日军在没有遭到大的阻击的情况下，顺利占领了锦州。

    1932年1月18日，川岛芳子制造“日本和尚事件”。
    1931年底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三省后，于l932年初，不断地在上海制造事端，寻衅捣乱，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
    1月18日，日本公使馆派驻沪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他们的信徒共5人，故意向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义勇军掷石块进行挑衅谩骂，导致“互殴”。
    事后日方作称有一名僧人受伤死于日本医院，就指使数十名暴徒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破坏并煽动日侨集会、游行、捣毁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3名。
    日本驻沪总领事于20日向上海市政府发函抗议，提出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4项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复函回本领事馆表示完全接受“四项条件”，然日军仍于28日夜12时，在闸北分3路向中国军队进攻，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从所占的上海日本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区域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直企图把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陆的基地。
    驻守上海的国民党19路军奋起抵抗，中共地下组织积极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支援19路军。淞沪抗战历时1个多月，日军死伤万余人。由于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19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等。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奋起抵抗，开始了松沪抗战。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乞求由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进行“调仃”，并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抗战的人民和十九路军被出卖了。

    1932年3月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第十九路军撤退，淞沪战事结束。
    3月1日6时30分，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3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
    第十九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之线)。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约9830余人。
    13日，上海社会局公布，自上海战事以来，上海房屋、商店、工厂、住房四项损失在14万万元以上；15日又公布，至当月6日止，上海居民受害者16万户，死6080人，伤2000人，失踪1.04万人。
    25日，上海市教育局公布，因上海战事各学校所受损失：受害学校共228所，财产损失达1000多万元。
    另据日方资料：日本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开会部署“围剿”。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
    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浚、何健、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国民党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闳、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参加。
    会议议决拨3500万元作“剿共”年费，设“剿共”总部于汉口，蒋介石任总司令。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师“围剿”中央苏区。会上还提出了“标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
    1月1日23时，日军策划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事发后，咬定系中国军队所为；并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
    1月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第九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强敌激敌3日，官兵伤亡过半，民众死伤4000人，毁于炮火房屋500户以上。

    1933年2月17日，日军向热河发起进攻。
    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令进攻热河，令第六师团主力于2月23日从打通路沿线出发，向天山下洼、朝阳一线进攻，尔后向赤峰及林西、多伦方面扩展；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附近出发，向赤峰方面进攻；以一部兵力控制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要隘，掩护主力攻占承德、古北口。
    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同日，27名东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