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成立。
    1月20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成立，原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第一期的学员﹐约 300人。“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抗战8年间，抗大共培养了20多万名党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干部学校的典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体教职员在延安合影。

    1937年1月21日，红军西路军西征失败，董振堂牺牲。红军西路军遭受重大损失，并决定东返。
    1937年1月1日，红军西路军第五军进占临泽县城。同日，攻占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
    12日，追踪西路军的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西路军第九军、第三十军，而集中约5个旅的兵力，开始猛攻西面的第五军驻地高台。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浴血奋战。
    20日，据守高台县城的西路军第五军，同敌人一周血战，终因敌众我寡，加以收编的民团叛变，高台城失陷。第五军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总部特务团共3000余人全部损失，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

    1937年1月25日，新华社定名。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25日开始用新华社名义向全国发布新闻。社长为博古，社址设在延安城内。初期每日播发2000字左右的新闻稿。

    1937年2月2日，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分裂。
    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发动事变，枪杀了东北军主和将领王以哲，他们因王以哲主张和扣压张学良的蒋介石讲和而心怀不满。何柱国、丁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幸免。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杀王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随后，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
    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
    因东北军西撤，4日，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渭南。西安局势紧张。周恩来决定将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同志撤到三原红军驻地，他本人留在西安城内。
    6日，杨虎城率部离开西安，撤往三原。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从西安向分州撤退，同日，东北军第一0六师师长沈达、骑兵师师长谭自新等致电国民党，向蒋介石投降。东北军高级将领纷纷要求东调。

    1937年2月2日，范长江赴陕北采访报道中国革命。
    2月2日，资深记者范长江只身冒险进入西安，对“西安事变”作实地采访，先后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长谈。2月9日，范长江进入延安，先后会见了中共各方面领导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回顾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同时深刻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后来，范长江将延安的见闻写成通讯，以《陕北之行》在《大公报》上发表，促进了全国人民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传播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检讨错误。
    2月6口，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错误。
    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
    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
    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
    第四，对中央所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组织上的对立。
    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1937年2月10日，中共对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月10日，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11日，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在西安谈判。
    1937年2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没有取得重要进展。3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要求，西安谈判结束。
    西安谈判之后，国共两党又在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5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谈判，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内外政策开始转变。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国民党抗日派和亲日派分别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激烈的斗争，先后通过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西安事变经过之决议》、《关于国防经济建设案》以及《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议案，并发表了宣言。
    在这次会议中，国民党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和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积极努力下，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某些重要调整。在对内政策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在对外政策上，公开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1937年3月12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陈为人逝世。
    陈为人，189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1918年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习，1920年冬去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北京铁路工会工作，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7年5月，陈为人出席党的五大。1928年12月和1931年春，陈为人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奉党中央派遣，留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1937年3月12日，陈为人在上海病逝，时年38岁。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1937年3月25日，阳翰笙编写的国防影片《夜奔》上演。
    1937年春，阳翰笙为明星公司编写了电影剧本《夜奔》，此片由程步高导演，董克毅摄影。这是一部以反汉奸、反走私为主题的国防影片。

    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对“七君子”提出公诉。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对“七君子”提出公诉：
    “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暨在逃之陶行知等八人，因不满意于现政府，在上海以联合各党各派抗敌御侮为名，倡人民救国阵线口号，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刊物，以资号召。未几复扩大范围，组织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一统一之抗敌政权，对于中央施政方针多所抨击，用以削弱民众对于政府之信仰。复组织罢工后援会，募集款项，接济各工人。”
    在罗列了十条罪状之后，起诉书道：“综上所述，本件被告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井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除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缉外，合依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并将人卷及证件，送请查收，依法审判。”

    1937年4月26日，宋庆龄等发起营救七君子行动。
    4月26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营救救国会领袖入狱的运动，致书国民党中央并投文苏州高等法院，说：“”。这个运动是为4月3日，国民党高级检查院对沈钧儒等救国会七位领袖（七君子）提起公诉，以“危害民国”为名诬陷他们而发起的。

    1937年5月14日，东北军被整编。
    东北军整编方案何应钦与苏皖豫军整理委员会商讨，5月14日被确定。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1937年春，各军被调出西北，分置于皖北、苏北、南阳、保定各地，实际上已濒于分崩离析。4月，陈诚专程赴开封，与东北军将领商讨整编办法。
    根据整编方案，东北军编制、饷械、教育3项，由军政部直接统计统一办理；原各特种师与独立师酌改调遣。改编之后，东北军每个军由原辖4个师12个团，缩编为2个师8个团。东北地方军事集团从此不复存在。

    1937年6月1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
    1937年6月初，周恩来带着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纲领，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
    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出尔反尔，置共产党起草的合作纲领于不顾，直接提出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选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红军可以编为3师12个团，4.5万人，中共委派师长，副职由国民党委派；3个师以上不能设总指挥部，师以上可以设政训处，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政府派正职长官，等等。对此，周恩来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须经请示研究后决定，其他事项均不能同意。16日，中共代表返回延安。

    1937年6月8日，国共两党庐山谈判。
    6月8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谈。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蒋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红军编制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共产党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等。并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同等数目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鼓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共产党的关系。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实质是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在组织上溶共，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另外蒋还推翻了杭州谈判时关于国共合作中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承诺，并公然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意见，坚持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6月17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15日电所述同蒋介石谈判结果，报告共产国际。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此次因蒋介石妄想控制中共及领导的军队和边区，庐山谈判最终未获结果。

    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被控参与发动西安事变。
    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钩儒等人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
    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
    据此，起诉书对沈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出狱。8月，沈钧儒一行7人应国民政府邀请，赴南京商讨抗日事宜。图为七君子在南京与马相伯、杜重远的合影。

    1937年6月23日，班禅九世入藏受阻，卒于青海玉树。
    班禅九世法名曲吉尼玛，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1888年1月15日经金瓶掣签确认为九世班禅，1892年1月3日举行坐床典礼，呼图克图担任授戒堪布，清廷为祝贺九世班禅坐床典礼，特赐白银1万两。
    l902年4月15日，他在拉萨大昭寺接受比丘戒。1905年10月被英殖民主义者胁迫去印度，坚决抵制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反清“自治”引诱，于翌年返回西藏。
    1910年十三世达赖转而投靠英国后，班禅九世备受其歧视和压迫，1923年被迫出走内地，积极为加强藏汉民族团结和重返西藏而努力。

    1937年7月2日，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出生。
    顾圣婴(1937-1967)，女。钢琴演奏家。江苏无锡人。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从小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进。学琴之外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
    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名震世界乐坛。1960年3月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4月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后又代表中国去荷兰和芬兰演出。
    “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31日含冤离世，年仅30岁。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是1937年7月7日发生在中国北平卢沟桥(亦称芦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它是全面侵华的开始。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见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现地谈判”，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87.9万余人。作为中国人，不能对历史的伤痛失忆，不能遗忘逝去的英灵。勿忘国耻，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