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斥这种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6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有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941年1月13日，日军3000余人“扫荡”淮南抗日根据地。
    1月13日 日军3000余人，分两路“扫荡”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并续向古河、梁园一带桂军“扫荡”，先后占领吴家渡、襄安、蜀山、开城桥、盛家桥、魏家坝等地，并构筑据点。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掩盖其罪行，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诬称新四军为“叛军”，“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新四军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指出：“我江南部队更以遵令北移，被诱围歼，服从命令何罪，而竟遭受7万余国军之包围聚歼。”“有功不赏，反遭屠杀，遵行命令，复被聚歼，世之负义蔑理有更甚于此者！”声明“我华中华南新四军不能不再考虑北移命令，即对一切命令也不再执行之。”“敬请全国同胞仗义执言，以伸千古之奇冤，而利敌后之抗战。”
    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41年1月20日，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政委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联合发出就职通电。通电称陈毅等遵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宣誓就职，“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号召国民党军队“勿为奸邪所蒙蔽，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941年1月25日，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死难者1200余人。
    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在冀东地区进行扫荡时，包围了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集中屠杀村民，焚毁全村房屋，被杀害者1237人，烧毁房屋1000间。
    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城东北60里处。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是丰润县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常驻地。1941年1月25日拂晓，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出动，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日伪军先是逐户搜查，强迫群众到村西的大坑，然后开始屠杀。当时站在墙上的日军用步枪、机枪对准人群猛烈扫射，并同时放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屋。宅院中的群众除少数死里逃生外，其余的人全都惨遭杀害。日伪军射击后，仍不死心，又向尸体堆扔手榴弹，炸得尸骨横飞。日伪军还在村内四处搜索，将抓到的群众32人在南崖集中杀害，点火焚尸。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窖中被日军奸污后，也惨遭杀害。
    潘家峪惨案是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三光政策”的一个具体罪证。

    1941年1月29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派，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殊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华中新四军统一编为7个师、一个独立旅（浙东纵队入新的军部于29日在苏北盐城成立。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郑位三。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1任丁文玉；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政治部主任内望东；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后由谭希霖担任）、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计9万多人。
    分别活动于苏中解放区、淮南解放区、苏北解放区、淮北解放区、鄂赣湘皖解放区、苏南解放区和皖中解放区。

    1941年2月10日，中共在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战进入困难时期。
    1941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计划，确定仍以“剿共”为重点，要求其各部更加积极作战，迅速恢复“治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必须发挥军政全民的总体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加强华北方面军，日军总部从华中抽调兵力，从而使华北日军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1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30万人，另外，尚有伪军10万余人。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约有50万，但不断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又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与日军的“扫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向八路军进攻，使华北敌后抗日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日军在华中方面的总兵力26万余人，经常与新四军作战的有11万，此外还有伪军15万。由于日军从今年起把京、沪、杭作为重点守备地区，不断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其消灭新四军的计划，华中敌后抗战也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41年3月16日，香港著名作家和填词人黄沾出生。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英文名James J.S.Wong。香港著名作家、词曲家。1941年广州出生；有八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六。1949年随父母移民香港；早年入读喇沙书院，后升读港大，1963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写出2000多首歌曲，其中《上海滩》、《笑傲江湖》为“经典中的经典”，被冠以“流行歌词宗匠”，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 《家变》、《狂潮》《强人》《大亨》《抉择》《风云》《射雕英雄传》等等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黄沾的佳作。那个时期，可以不夸张地说，香港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唱的都是他填词的歌。从此他走上了自己填词生涯的高峰，渐渐开始为电影作词作曲，伴随着香港电影《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青蛇》《黄飞鸿》《梁祝》等陆续走红，黄沾的词曲也传遍了华语地区。黄沾的词作品是他侠义精神与人生哲学结合的最佳体现，词坛小生林夕在点评黄沾时说：“以文言笔法写词有如行钢线，一不小心便会一面倒。只有学贯五经才能欣赏。”至今，他仍然是香港歌坛公认的“词坛教父”。2004年11月24日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于香港逝世。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1年3月22日，国民党设立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和石塘等5处集中营组成，因都在上饶城附近，所以统称为“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共囚禁1000余人，其中主要是新四军将士和东南各省被捕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党政人员中的所谓思想犯，较著名的有叶挺、冯雪峰、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被捕人集中营者，一般先押于七峰岩，然后周田村，最后进入茅家岭。
    七峰岩是政治犯软化所，关进这座集中营的犯人一律带脚镣，不许相互谈话，不准看书报，通过个别谈话和强令犯人阅读反动小册子等办法进行政治软化。经过七峰岩的软化阶段，如果还不能达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将其转到周田村，使其进入苦役阶段。
    周田村集中营是一个苦工营，几百名囚犯被关在有铁丝网的大围墙中，每天都干抬木料、打土墙等苦工。如犯人还不自首，就将其转入茅家岭。茅家岭集中营是杀人屠场，凡是送迸这里的人犯，都要被钉上沉重的脚镣，并遭受种种惨绝人寰的野蛮惩罚，纵然不死也奄奄一息。

    1941年3月24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以8万军队于1月6日将9000余人新四军包围于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
    14日晚，叶挺军长前往敌营谈判，遭到扣留。当晚国民党军队发动总攻，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只能留在皖南山区，待机北上。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项英等十余人隐蔽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
    3月23日夜，项英、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宿于石洞中，其余数人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副官刘厚总于1941年3月24日凌晨2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也中弹负伤。刘厚总杀人后劫走项、周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逃下山去，投弃国民党县党部报功请赏。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被部下发现后掩埋于牺牲处，解放后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941年3月27日，电影《乱世风光》再现孤岛上海。
    1941年3月，上海金星影片公司推出了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的《乱世风光》。
    《乱世风光》写抗战爆发后，孙伯修（石挥饰）的一家在战乱中失散了，妻子凌翠岚（于素莲饰）和女儿小翠（英子饰）逃到了上海，投亲不遇，寻访伯修又杳元消息，只好暂时寄寓下来。而孙伯修则在流亡途中结识了一个单身逃难的贵妇叶菲菲（端木兰心饰），也一同辗转来到了上海，并宣告同居。孙伯修靠了叶菲菲的财富，一帆风顺，做了乐丰银行的经理；而翠岚母女，则寂寞地过着贫困的岁月。
    一年半后，翠岚终因生活陷于绝境和小翠生病，在舞女柳如眉（陈璐饰）怂恿下，瞒了小翠去同乐丰银行副经理钱士杰（韩非饰）“交际”。孙伯修和翠岚意外地在很尴尬的场合下会见了。境遇悬殊，夫妻恍如路人；小翠觑破了母亲的“交际”生活，离别母亲，随着校长和同学们远赴内地。
    翠岚在绝望下投江自杀；孙伯修因投机失败和叶菲菲另投钱士杰，精神失常；而这时，小翠却正跟着她的同学们踏上光明的前途。

    1941年4月9日，中国军队于江西上高歼军两万。
    这次会战开始于3月15日。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于4月9日拂晓发动进攻，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
    20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由南北两翼对日军实施包抄，决心围歼中路日军。22日，中路日军被第七十四军包围在上高东北地，数次突围。28日，中国军队全线追击，追歼逃敌，收复失地。到4月2日，中国军队除收复战前地区外，又攻占了西山万寿宫。4月9日，又攻克安义日军的外围据点，取得了有利的对敌态势。上高战役遂告结束。
    此役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日军伤亡近2万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打得较好的战役之一。

    1941年4月12日，日军扫荡使冀鲁豫根据地损失严重。
     4月12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百余辆汽车和坦克的配合下，对冀鲁豫边区濮阳以北、内黄以南的沙区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一带，实施合围，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

    1941年4月24日，抗战英雄谢晋元遇难。
    4月24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的“孤军营”内被刺身亡。谢晋元，广东镇平人，1926年黄埔学校第四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谋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同民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四团副团长，率“八百壮士”孤军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后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被羁押在胶州路的“孤军营”内。
    日军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谢晋元未果，便密谋进行劫持。汪精卫也想拉谢晋元下水。面对威胁利诱，谢晋元做好了随时殉国的准备。他写下遗嘱，寄给父母，表示：“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24日晨，部队开始早操，谢晋元巡视营房后，又到伙房检查。他发现上等兵郝鼎诚、张文清、张文顺、尤耀亮藏在伙房不出操，便上前询问原因。郝鼎诚等已受汪氏收买，操铁镐、匕首一拥而上，将谢晋元刺成重伤。凶手当即被擒。谢晋元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下午6点死去。

    1941年5月7日，晋南战役。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
    《解放日报》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2年9月起，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曾先后发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重要论文。1947年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出至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

    1941年6月3日，冀中人民对军展开地道战和地雷战。
    1941年6月，随着反“蚕食”斗争的日趋尖锐、残酷，冀中蠡县一区的群众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把孤立的隐蔽洞改造成地道。冀中区党委及时推广了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改造平原地形的这一创举，并在斗争中不断完善。许多地方形成房房相通，村村相联，进出方便，能藏、能防、能打、能机动的完整的战斗地道体系。地道战与地雷战和其他多种斗争形式相结合，成为坚持平原作战的有效办法。
    6月，中共冀中区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研究对日斗争策略。会议期间举办地雷展览，介绍了第七军分区开展爆炸运动的经验，随后各根据地普遍推广，军民协力，自力更生制造炸药、地雷，形成群众性的爆炸运动，后通称地雷战，此战法成为消灭日军的重要方法之一。

    1941年6月5日，重庆防空隧道发生窒息惨案。
    早在1939年6月11日日机来袭时，中山公园下的防空隧道内便因窒息而死伤妇女、儿童多人；1940年8月12日日机来袭时，左营街的防空隧道内又因窒息而死伤百余人。但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
    6月5日晚9时许。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反复轰炸。市中区居民如潮水般地拥向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较往常激增一倍，达到万余人，几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三十洞口附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其中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该惨案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可以相提并论。

    1941年6月18日，中英划界滇缅路。
    6月18日下午5时，中英关于滇缅路南段划界换文，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签字仪式。
    滇缅路南段划界悬案已久。早在1933年冬，曾发生了缅英方面派员探查炉房矿区事件，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当即商得英方同意，合组共同勘察委员会，前往实地勘察，以谋根本解决这一悬案。该委员会包括国联行动院所派中立委员一名，1937年4月全部完成勘察，并将勘察结果分别呈中英两国政府。后经多次磋商，终于此时达成换文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