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3日，印度阿姆利则惨案。
    1919年3月《罗拉特法》颁布后，印度人民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4月10日，殖民政府在阿姆利则城逮捕两名印度民族政治家并将其驱逐，3万群众在市政厅广场举行抗议集会，遭到武装警察和军队的镇压，示威转变成人民起义，赶走殖民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日晚，殖民政府派戴尔将军率英军开进该城。4月13日，2万群众在杰利安瓦拉培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本地节日。
    戴尔将军率领配备有几辆装甲在的军队包围广场，封锁广场出口，用机枪向集会群众扫射达10分钟之久。当人群蜂拥冲向狭窄的出口时，戴尔命令军队再次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走。
    惨案消息被殖民政府封锁达4个月，至10月始被披露，激起旁遮普和印度各地更大规模的反英斗争。据甘地暗中调查，此惨案死1千2百人，伤3千6百人。因反应强烈，英国不得不将戴尔调回。

    1960年3月21日，南非发生“沙佩维尔惨案”，种族屠杀事件。
    在50年代末期，南非国内黑人反抗斗争日渐高涨。城镇地区群众暴动此伏彼起，黑人群众杀死警察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此形势下，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60年3月21日发起了“反通行证法”运动。泛非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身先士卒，不携带通行证，到警察局门前自愿被捕。成千上万的黑人把通行证放在家里，到警察局门前示威。
    韦雷尼京市周围工业区内的黑人城镇沙佩维尔镇全体动员起来，1万多群众围住警察局。政府派军队动用催泪弹、飞机都未能驱散人群，反而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最后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造成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其他黑人城镇也爆发了类似的群众示威，并接连出现警察枪杀和平示威群众的事件。白人当局还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几千名黑人运动积极分子被捕入狱。随后，南非政府又颁布《非法组织法令》，于4月8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
    1976年，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日“3月21日”，定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1995年4月20日，卢旺达连续发生惨案　约5000人丧生。
    4月20日，以图西族为主的爱国阵线武装士兵以武器被夺为由在卢旺达西南部的基伯奥难民营内开枪射击，打死胡图族难民13人，打伤22人。4月23日，爱国阵线武装用迫击炮轰击了难民营，打死数千名胡图族难民。连续三天，基伯奥难民营内约有5000人丧生。
    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居民由胡图（占85％）、图西（占14％）和特瓦（占1％）3个部族组成。卢部族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分而治之”，先用图西人统治胡图人，后又利用胡图人反对图西人并统治图西人，导致1959年、1963年、1967年和1973年发生过4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又一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截至1990年10月，流亡国外的难民多达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图西人，使殖民时代前两个原本和睦相处的部族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仇恨，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部族冲突或部族仇杀，这次内战便是卢部族矛盾长期积累恶化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旺达的这次部族仇杀也是一场争夺土地的争斗。卢旺达独立时人口300万，到1995年增至800万，而国土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农民人均耕地不足0.5公顷，许多人无地可种，难以谋生。难民要回国，使国内居民担心危及自己的生存而持反对态度。经济落后、各类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国外难民最终选择武装回国的方式，从而导致这场空前的人类灾难。另外，西方“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是卢旺达内战加剧的又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