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定“中日条约”和“换文”，日方代表日置益，袁政府代表为陆徵祥。两个条约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洲及东蒙古的，换文13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激起了国内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爱国反日运动，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预演。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协约。
    6月7日，中俄蒙协约在恰克图签订，中国失去了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
    根据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及附件，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因此于1914年9月8日三方在恰克图开议商谈。
    自1914年9月8日至今签订成立，费时达9个月。正式开会48次，会晤谈判也不下40次，才告完结。会议之所以迁延费时，是因为中国与俄、蒙间存有严重歧见，如：蒙古声明并无独立事情、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外蒙境内铁路、邮政、中国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的卫队名额、外蒙古司法诉讼、蒙境税则等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致使中国一度打算撤使停议，但中国政府深知中国无力以武力收复外蒙，且中日“二十一条”要求日益严重，不得不委曲求全，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22条。中国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宗主权。

    1919年4月16日，美国提出山东省由五国共管。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间题，中国代表未能参加。美国国务卿兰辛提出一个新方案，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起而抗议，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兰辛方案未能通过。
    17日，美国提议将山东问题由五强国处置，美方称：“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五国外长会议将山东问题初步定为暂由五大国共管。日本仍表示反对。
    北京政府复电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此时，意大利提出的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为各大国拒绝，意大利宣布退出巴黎和会。日本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威尔逊力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美国人威尔逊不再是中国的靠山了。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
    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1919年6月28日，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6月27日晚，在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顾维钧拟定了最后一个妥协方案。方案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之后，不得妨碍将来重新提议山东问题。
    声明如下：“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陆徵祥当即批准了这一声明。
    6月28日，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6月28日晨，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这一声明带至和会磋商，该会秘书长以函稿送还，仍完全拒绝。中国代表团随即“公同决定，不往签字”。
    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施肇基早已离法）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情况，指出：“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今午时完全被拒。......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